取枪事件的一系列假设

　　两棵树引发一场血案，民警到了现场却返回取枪，最后一家四口被两次砍死。

　　因两棵树产生口角时，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民间解调机制，纠纷化之于无形，断然不会有以后的血案。又或者，司法健全，诉讼成本低，双方选择法院定争止分，也不会有后面的惨剧。但这些理想的制度设计，在一个乡村只是一个奢望。

　　凶手梁瑞辉是“杀狗专家”，并以此为生。在他杀人之前，究竟多少犬类惨遭毒手，不得而知。如果有种制度禁止杀狗，梁就不会在这个杀场上练就如此身手；如果当地政府对一些刀具有着严格的管制，梁就不会有两把锋利的刀可以随时带在身上杀人。

　　黎如意看见梁拿着两把刀敲开自家的门，心中必定惊恐，口中却还在逞强，“有本事你砍我啊”，终于让凶手游移不定神经坚定下来，挥刀就砍。试想，老太太此时求饶，不争这口气，会招来如此横祸吗？但这是个悖论，如果凶手此时得逞，那他以后就会每天挥着两把刀四处要挟。

　　媳妇看见婆婆被砍，当时还没料到凶手会砍向自己，她本意是过来劝架的，随即跟一岁半的儿子一起成为毒杀对象。和平年代经历了太久，我们很多人忘记了生命时刻在受着威胁。笛卡儿有句名言，人的生命脆弱如一根芦苇，一滴水便可浇折的芦苇。

　　十几个村民围观，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见义勇为，而是选择了四散而逃。对一个人来说，比如15岁的梁蓝，再如被追杀的凶手自己的大嫂，再如报警的村民，他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手无寸铁，身无长袖，不逃命，也一样倒在血泊中。然而大规模的全体逃命，就显得滑稽，这么多人，难道制服不了一个56岁的老头子？

　　11岁的女孩梁欣仪在第一次被砍后，凶手跑走追别人，其间有数分钟的时间，但是没有一个村民抱起她转移现场。在凶手返回再次砍杀她时，民警仅仅是大叫，而不是采取断然措施。如果小女孩被村民抱在自己家中，如果警察在此过程攻击凶手，梁欣仪都不会死掉。

　　民警最后选择了逃跑，跟惊恐的村民一样。梁惠琼、黎如意都是二次被砍而死。如果民警跑掉时顺便带走了黎如意，黎起码逃离了杀人现场。而对面几百米的地方，就是医院，如果有一个村民扶着黎去医院，她也不会遇害。

　　民警的行为背后有一系列的警察制度问题。如果民警有枪，他也敢于开枪，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死（16个月的梁胜豪死）三伤；如果民警不是警校毕业的未受过多少训练、未见过多少场面的学生，而是训练有素的武警战士或退伍安置的军人，赤手空拳也把这个56岁的凶手制服了；如果110接警后迅速出动大量警察，虽然时间久一些，但是也能早些制服凶手；再如果，民警英勇搏斗，村民一拥而上，那也能演绎出一个壮观的场面。

　　当然，上述假设背后也隐藏着其他的假设，对于警察来说十分要命的假设。如果凶手被打死了，他的家人可能会状告公安局，而媒体也会去渲染报道，民警每日生活在阴影之下，甚至，会导致公安局领导下课。如果民警不敌凶手，身负重伤，甚至被凶手砍死，那这个民警以后只能拿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抚恤金，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便每日生活在痛苦之中。而另一个出警的安保人员，无论是死是伤，其背后保障必定比民警更糟糕。还有一种最糟糕的可能，凶手将两个警员都砍伤后，又继续行凶砍死另外4人，这就相当于，不会游泳的人跳到水里救人，人没救到，自己的小命也搭上了，最后获得的，只是所有人的嘲笑而已。

　　死者全部为老弱幼妇，家里的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去深圳打工了。这种现象在当代农村极为常见，所以凶手才能横行无忌。试想，当时打工的两弟兄在家里呆着，他们必然以性命相博也要挽救妻儿母亲，而凶手作为一个老头绝不可能嚣张至此。

　　偶然的背后都是必然，马克思的经典名言在这里又找到了一个注脚。如果你返回恩平那个小镇里去看，杀狗的依然在杀狗，吵架的依然在吵架，外出打工的男人依然在外长年不归家，警察手上依然没有枪，纠纷依然靠暴力去解决。下一个类似的惨案，只是换个时间换个空间，你只要去等，一定等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