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的报料人

　　“报料人：××先生，奖金：××元”，翻开报纸，这类字眼经常可见。报料人乃至报料群体，已是社会客观存在。今天本版报道的，就是一群活跃在深圳的报料人的心路历程。

　　报料人的言行值得肯定吗？他们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所以报料，有的出于正义之心，但更多的考虑还是个人利益。媒体需要他们，主要是希望自己的触角更广更深，新闻更加民生更加落地。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没有规范，管理更无从谈起，

　　也许，有关部门该采取办法对这一特殊群落进行有效管理了！编者

　　“梁先生”，这个名字在深圳各大报纸上有颇高的见报率。这三个字的背后，是一个由295名成员组成的松散型的“报料公司”——长城。这个“公司”没有工商注册，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没有规章制度，有些成员之间甚至互不相识，仅靠电话联系。

　　一次“狗咬人”引发的改变

　　一次偶然的“路见不平”，让他和战友们萌生了搜集材料，为报纸报料的想法。

　　2004年“十一”期间，一个偶然的相遇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同时被改变的，还有他的20多位战友。从此，他们的生活多了一点新的东西——给新闻媒体报料。

　　一天下午4点，特区秋日的阳光仍然灿烂，梁先生和几个战友一起开车路过新洲路附近的一块空阔的草地，在一棵大树脚边，一位孕妇正躺着享受假日阳光。突然，一条狼狗径直扑向那位孕妇，惊诧之中的孕妇爬起来蹒跚起跑，岂料，她跑得越慌，狗在后面追得越欢。一旁“护驾”的老妇人也无计可施，只知道拼命徒手拍狗，狗哪里听话，眨眼就把孕妇扑倒在地。而狗的主人——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不远处聊得热火朝天，对此番情景视若无睹。气愤之余，梁先生一行便下车，拿着车锁驱逐那条狼狗。

　　“你们为什么打我的狗？”那对男女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质问梁先生。

　　“你为什么让你的狗咬人？”梁反问。

　　“我养狗就是为了咬人的，我管它干什么？”

　　“那我们就专门打咬人的狗。”几个大男人往前一站，对方自知理亏，匆匆离去。

　　送走孕妇后，梁先生一行走进了一家餐馆。恰好其中一人在当天的深圳某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手中恰好持有当天的报纸。玩笑间，大家就拨通了该报的报料电话，很快，就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详情。次日，这帮战友们发现：报纸竟然登了昨日的狗咬人事件。“原来这个也是新闻？！”一个战友当即吹起了口哨。

　　这个发现让众人有了新的话题。在此后的一次登山活动上，当日的几个参与者们对此津津乐道，其他的战友们也觉得“挺有意思”，“那我们就搜集这种素材，给媒体报料吧。”一位战友提议。

　　其后，他们都成了各大媒体的报料人。但大家很快便觉得这样做“忒麻烦了。”

　　于是，有人提议组建一个公司，统一报料出口。

　　因为以前在部队是宣传干事，有“新闻敏感性”，梁先生被推举为这个团体的头，负责牵线搭桥，集合大家的报料，专门输送给新闻媒体。

　　梁先生也曾拨打过工商局的热线电话，但是这个即将要成立的公司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又没有注册资金，既不盈利又不缴纳税收，无法办理登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热情。

　　梁先生和20多位战友、这批“公司”的最初成员们，都曾上过战场，因此他们把“公司”取名为“长城”，寓意为部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

　　2004年至今，“长城”已经发展到295位成员，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房地产老板、政府公务员、金融业从业者、出租车司机和香港的货柜车司机。

　　人员的快速增长，来源于古老的口头传播方式。据梁先生介绍，鼎盛时期，“长城”的人数突破了300人大关，有些人离开深圳，也就自动离开了“长城”。

　　梁先生在南山区经营着一家海洋运输公司，和他一样的是，“长城”的成员们都把报料作为一种纯粹的业余爱好，看到了就拨个号码，没看到也无所谓。为了这个爱好，梁先生随时随身携带两个手机，一个130的号码成了报料专线，此专线肩负着报料人与媒体之间联络的作用。

　　报料前会进行筛选核实

　　哪些报纸喜欢社区新闻，哪些报纸注重突发新闻，何时报料最为合适，他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

　　做了近两年的“报料出口人”，梁先生对于报料选择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声称对深圳各个媒体的用料爱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哪些报纸喜欢社区新闻，哪些报纸注重突发新闻，他都进行了仔细分析。另外，他对某些媒体记者的写作爱好、写作角度都有些了解。

　　“有些记者喜欢写人物和动物，有些记者则喜欢花两天的时间写一个深度稿”；同时，他还摸出了报料的时间规律，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上午是最佳的报料时间，在他看来，上午各媒体的社会新闻记者们都在找料，一有报料会很快被记者瞄上，否则报料会被后来者覆盖。

　　针对不同的媒体输出不同的报料，同时他坚持一点，就是一个报料只供给一家媒体，绝不四处散播。

　　除此之外，梁先生能给媒体提供准确的报料消息，有时候甚至准确到门牌号码。有一次，他接到消息，福田区一个女人因为生了个残疾孩子被丈夫抛弃，一个离婚女人独自带着残疾孩子艰难地生活。为了探究事实的真相，他先特意跑去实地查证，给媒体报料时，他甚至可以清晰地告诉记者，这个人的情况怎样，家住哪个小区，门牌号码是多少。该消息被媒体披露后，该女子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还有一次，有个出租车司机致电梁先生称红树林那里有一条污水沟，由于太隐蔽了，他去了两次兜了好几圈都没找到，他脱了鞋子，卷起裤脚，涉过一个下水道，才找到那臭水沟，后来他就给某个媒体报料了，并陪同记者找到地方。

　　对于突发新闻，梁先生也会尽量先考证，他表示：“如果某地发生火灾，只看见3辆消防车，就不必给媒体报料；如果是5辆以上，估计火势比较大，就有报料的必要了。”

　　但是他更喜欢提供深度线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仅要告诉别人这个杯子是白色的，我还要说清楚这个杯子有多大多高，能装多少水。”

　　除了注重研究，梁先生对别人提供的料要先作一个筛选，然后再输送给媒体。“有些人看见什么都打电话，我还得先分析一下，再看给什么媒体合适。”一位跑社会新闻的传媒人士告诉记者：梁先生提供的料都很有含金量，且信息准确，能提高办事效率。

　　梁先生自己也做过统计，有家媒体有一个月竟然有21天用了他的报料。如今，甚至一些报社的热线小姐一接电话，都知道是他，也有记者间或会找他要点料。

　　他们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号，专门用来存报料费，去年一年下来，竟然也有一笔不少的收入，这笔钱一到9月和2月，就被送到了一些大西北的孩子手上，被当作学杂费。一到“五一”和“十一”长假时，成员们就轮流去那些村庄，一方面是去送点学习用品，另一方面也是去监督，看所资助的孩子是否还在上学。“报料费用去资助孩子读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位见多识广的记者前辈，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顺手拈来就打个电话，得到的钱拿去资助，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习惯。

　　“报料已成为一种习惯”

　　“长城”的成员们没有宏伟的规划，他们表示，有兴趣就做下去，没兴趣就不做了。

　　“每天行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时时都有新闻发生，这与深圳的土壤有关，深圳的媒体十分注重报料机制、热线的运用，只要有报料，媒体就会快速出动。”这也客观上导致了“长城”的日益壮大。梁先生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报料已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有一次他出差去内地一个省份，恰好看到一个下水道里严重塌掉了两三米宽，多年的习惯促使他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电话拨通后，对方半天没反应过来，随后告知梁先生：“我们领导不派活，我们是不去的。你打电话进来，我也不知道该派谁去跑。”

　　之所以选择报料这种方式，对于梁先生和“长城”的成员们而言，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是责任感使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先生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媒体一旦披露，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就会行动。

　　尽管如此，和记者一样，他也时常有矛盾心理的煎熬，尤其是在一些非法活动涉及到弱势群体的时候。去年的某天，他获悉有个地下黑工厂，雇佣了大量的工人拼装报废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相关主管部门查封了这家地下黑工厂。第二天，梁先生恰好有事从那里经过，大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三三两两的工人们坐在门口，一脸无助，两眼无神。这景象，让梁先生徒生了很多愧疚和矛盾，还有一次，一个用污水浇灌的菜地被报料后，主管部门来到菜地现场，二话不说，就把菜地铲平了，菜农们的投资也就血本无归，很多人还是全家举债来深圳讨生活的。“为什么污水会流进菜地，如何处罚这些污水制造者，给菜农相关的补偿，相关部门却没作相应的调查。”

　　未来怎么样，“长城”的成员们都没有宏伟的规划，有兴趣就做下去啊，没有兴趣就不做了。但是现在，“报料已成为一种习惯。”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佘锦

　　图：

　　为了方便接听电话，一位报料人为手机接了一只耳机。郎树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