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离婚之刁，忽略的失地之苦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曹筠武

　　一场集体离婚，把原本默默无闻的人和镇农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农民钻了政策的空子，占了政府的便宜，而且“越来越狡猾”，这是在采访中政府官员最常表达的观点。

　　更有甚者，认为这表明了农民素质的低下，和“社会道德滑坡的警钟”。

　　但农民有着自己的算计。失去土地，他们几乎失去了惟一的谋生手段。捏惯了锄头的手，如今只能在麻将桌上派上用场。他们可以搬进城区的楼房，户口簿也盖上农转非的钢印，但在突如其来又无法拒绝的城镇化面前，他们融入得异常艰难。

　　如何维持生计，在农民们看来，多分的一套房子，他们憧憬着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疗费。他们不缺房子，缺的是钱。

　　在人和镇原来的菜地上，已经建起了漂亮的花园小区，据说将成为高尚住宅集中的地方、重庆房地产市场新的热点。

　　小镇所在的高新区，在未来的规划中，将有4000多家高科技企业陆续进驻，成为重庆经济的新动力。

　　在集乐村村民们从村委会抢得的一张财务收支表上，2005年第一季度村财政收入为3000元，支出为172300元。其中包括村两委误工补助15600元，年终奖42000元，其他奖励40000元，杂支50150元，值班补助8820元，便餐5922元等等。而村两委干部加起来不到10个人。

　　在拆迁面前，在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中，农民无疑是最弱势的群体。千年来，他们赖几亩薄田为生，现在，面对隆隆推进的城市化，他们的土地、村庄和生活方式，瞬间即被拿走，全无还手之力。

　　其实，如果不是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离婚大戏，人和镇农民也就湮没在中国几千万命运类似的失地农民之中。大众本已对他们失去了新鲜感，在这一次关注中，人和农民的离婚之刁被放大，而失地之苦则被忽略。

　　对于利益的另一方来说，高新区管委会同样认为，在政策的限度之类，他们无疑已做到“仁至义尽”了，从默认离婚，到给单身户分房，这已是政策的极致。

　　就如同上演一场大戏，主角们都被照射在社会聚光灯下，然而这场大戏的导演呢？始作俑者，该追问到谁？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荒唐剧无奈的上演？是拆迁的规则，还是规则后面的逻辑？

　　采访中，几乎每一个害羞而坦白地承认自己“离了”的农民，都会添一句，“不是逼得没办法，谁愿意离婚”。

　　或许我们不免感慨，人类文明中，婚姻、家庭、亲情，这些让人温暖的东西，需要坚守其底线，如果放任其遭受利益的扭曲，将是所有人的悲哀。

　　或许我们更需要反思，人和镇的农民够刁，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刁，折射出了利益分配方案中亟待完善之处。在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设计中，光堵漏洞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设计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方案，才是改堵为疏的正途。

　　不如此，则舞鞋的魔力恒在，更多光怪陆离的表演，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