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避免隐性超期羁押当明确法条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了《关于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正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协商，有望在年内出台。

　　对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前些年曾被称为“司法沉疴”。被贴上“沉疴”的标签，当然是说这种状况屡禁不止、流弊甚广。近几年，为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措施，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规定，重点整治超期羁押问题。经过各方努力，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肆意

　　之所以产生“隐性超期羁押”，是因为法律对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没有给予明确界定，而在不同利益动机的驱动下，有关部门往往又变相将含义本不明确的条款架空。这种情况，在整个侦查阶段都可能出现。比如，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只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才可延长至30日。但上述情况有时却被侦查部门做扩大解释，有时只要在户口所在地之外作案，就一律被算为“流窜作案”。

　　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在法律框架内的变相延长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一般来说，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

　　只有“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而恰恰在这里，对“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缺乏明确规范，进而这“一个月”就有可能被“自动延长”了。

　　同样，《刑事诉讼法》第126条设定了四项对继续延长羁押期限的限制条件，经省级检察院机关批准，可在前述基础上再延长2个月。问题是，这四项限制中，“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又不够明确规范。也就是说，尽管法律为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设置了限制条件，甚至审批层级的制约，但由于法条表达不明确，每一道程序都为下级机关突破限制开了“后门”。既然“后门”洞开，在“合法”框架内超期羁押的现象也就很难避免了。

　　就拿这次重点提到的“重新计算羁押期限”来说。《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这里的“罪行”，是意味着证据确凿的犯罪，还是有犯罪嫌疑：“另有”到底是指异种罪行，还是仅发现其他重要事实，法条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在某些经济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人民币50万元，有些侦查人员为延长侦查期限，先按30万元的数额报捕，待羁押期限届满时，又把原来的20万作为新发现的“重要罪行”，重新羁押期限。

　　这一方法甚至成为有些地方延长办案期限的“法宝”。

　　为什么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法律表述不够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对明显滥用权力、违反程序的行为，缺乏程序性制裁。要解决上述问题，由即将出台的《关于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建立羁押情况通报、羁押期限届满提示等制度很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建议对前述不规范的表述给予明确，强调相应的证据规格，避免侦查部门的自我解释、自我授权。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相关材料时，也应把羁押期限的规范作为纠防重点，从源头上避免延长羁押期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