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GDP负增长”是种政治美德

　　看惯了“ＧＤＰ飞增”、“ＧＤＰ翻番”之类的发展主义符号，ＧＤＰ零增长、负增长的新理念很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国家统计局近日建议：对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施以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其中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应不以ＧＤＰ为衡量标准，允许一些地区的ＧＤＰ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以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虽然这个理念还存在不少瑕疵：比如，ＧＤＰ虽不好但至少还是一个政绩评价标准

　　笔者对“允许ＧＤＰ负增长”的赞赏不仅于此，新理念中还包含着一种谨慎的政治美德——这种政治美德，正是处于改革认知失调期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品质。中国在经过几轮高速的经济增长后，已经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入到盘点改革损益的反思期，这个时期应摒弃改革时代的发展浮躁、理性自负、狂妄自信、盲目乐观和不计成本的试错观，以谨慎的姿态对待改革成果的反思、改革的继续和发展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允许ＧＤＰ负增长”是谨慎政治美德的典型。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允许ＧＤＰ负增长”的选择能衍生出更多的谨慎发展智慧。

　　比如，要容忍“搁置的智慧”。对一些争议很大、缺乏保障的大工程和制度，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急于求成地大干快上，可以先搁置下来，等方向清晰、利益博弈充分之后再推行也不迟。搁置不是退让，而是一种对民生和历史负责的谨慎态度。

　　比如，发现问题要敢于“暂停改革”。前段时间的国企改制中，因为ＭＢＯ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国资委就果断地停止了ＭＢＯ；原定今年推行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因遇到许多问题，国务院学位办决定暂停改革。勇于暂停是理性改革的一种必须，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还有，与“允许ＧＤＰ负增长”类似，要允许“不发展”。摈弃多年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发展观念，对自然条件恶劣或生态敏感地区，要严格限制人为活动和大规模经济开发。

　　柏克说，“谨慎，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谨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反思年代的中国改革需要这种政治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