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成语的变迁和余秋雨的“误读”

　　中国的古文学有一道独有的风景，那就是通假字。好像很少有国家的文字能像我们的通假字那样具有万金油的功效：放到哪个地方就具有哪个地方所需要的意义和读音，跟它原来的出身没有了任何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在对古文学的理解方面可能会寸步难行；但有了它，现代的语言又有和它撞车的危险。

　　中国的语言中有一个很让人矛盾的版块，那就是成语，国人对它又爱又恨。爱它，

　　不管是通假字还是成语，都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和不便。但它们都是中国语言进化的标志，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语言和文学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通假字的出现是因为古人（确切的说是古代的文化名人）写文章时偶尔写错了字，或者是后人抄录名人文章时抄错了字的产物。字写错了（或者写出了无中生有的字）给读文章制造了障碍，而读者又知道正确的写法，那怎么办？要是现在，读者们肯定会对产生了“笔误”现象的名人臭骂几万通，来显示自己或大家的“博学”。但古人的宽容应该让我们后人感到惭愧，古人不但不对名家们口诛笔伐，反而“将错就错”，将错字当成对字来读，“化错为对”了。不但如此，名人的粉丝们或者后学们还把这种错字延续了下来，在自己的文章中“争相效仿”（估计肯定不是为了顾及大文学家们的脸面）。于是，通假字这个中国独有的文字现象产生并且世代流传下来，甚至还被“发扬光大”。

　　古人的这种宽容是我们现代那些自以为是的后人无法理解的，更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如此“不严谨”的古代文化竟然还那么光辉璀璨。

　　下面再说说成语，成语的产生没有什么太大的说辞，但在使用上却经历了沟沟坎坎。成语的误用是近代才有的事。由于很多成语的意思有不同的标准（明日黄花、万人空巷之类误用不在此列），比如“空穴来风”这样的成语在词典上的解释属于“瞎子算卦两头堵”类型的，所以在使用上的不便是很明显的。另外，有很多成语的用法都快成“全民皆错”了，甚至大作家都那样说了，大概改一百年也没法改了。

　　为了语言的规范与简便，国家把那些容易混淆人们视线的释义去掉，于是“感同身受”等让普通人糊涂了多少年的成语慢慢地变成了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让人耳目一新的模样。

　　这成语变迁的功劳很大一部分应该记在那些用错成语的名人与非名人身上，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但同时，没有真正的宽容，也不会有将来。

　　通假字的流传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宽容的过程，是一个顺应文学发展促进文化进步的过程。如果那些古代的文学家们的才思淹没在人们“博学”的口水中的话，那文学是不是会有停滞的危机呢？成语释义的变迁应该算是对“约定俗成”进行承认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对大众宽容的一种体现。毕竟人的素质和其他条件有区别，过于苛刻的话也很不公平。为了社会的进步，必须如此。

　　我们总想让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但这么多年以来的结果如何，我们自己清楚。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果让人们总在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读音上下工夫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深奥”了。试想，一种语言的读音有多种毫无现实意义的读法，那它怎么能适应又怎能走向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呢？

　　现在不是“通假字”流行的年代了，所以在现代的语言中不会再有新的通假字出现。同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如何选也不会出来大师，所以太多的读音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渊博”而是一种负担。

　　提倡“国学”提倡的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胸怀、一种精神，并非是连长袍马褂三寸金莲都拿出来让大家效仿。

　　据说余秋雨读错了几个字，招来了许多“字典大师”的批评，有人甚至挖空心思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才是大师，而余只不过是“大屎”。我想这完全没有必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如果他读对了，这不一定是好事；即使他读错了，这又未必是一件坏事。说不定国家会因为连学者都把这字读错了而不断简化某些字的读音，让我们减轻一下负担呢。那时，某个字在几十年前读什么音就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了。

　　最后，我想说，如果长袍不合身甚至绊了我们的脚影响了我们走路，我们换一身西服革履轻松一下又有何妨呢？没必要说我们忘了祖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