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孔子与章子怡之争折射中国文化转型的语境困惑

　　在《新周刊》专题“如何‘贩卖’中国文化”中，北大教授张颐武就当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发表了一点看法，认为“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大计，“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不承想此语一出，却引出了“孔子不如章子怡？”的热烈讨论。迫于无奈，张教授10日晚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回应，宣称“捏造他人根本不存在的看法，”而且说：“我在今年3月份，接受广州一份杂志时所说。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来更好地传播

　　北大教授张颐武的文章观点被媒体扭曲引发辩论，以及张教授的网上辩白的本身与章子怡与孔子之间比较和辩论，这两件事情反映出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将是一个痛苦的文化之旅，折射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文化语境困惑

　　对于文化的研究，国内有三个向度：一是文化意识形态性的研究；二是文化自身价值的研究；三是文化生产力的研究。在这三种向度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处于压倒性的地位，文化自身价值的研究由于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往往笔走偏锋，万流归一，这一点表现在诸子百家百般向统治者献媚的根源上找到中国文化之身价值研究的大结局。文化生产力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文化研究取向，它把人的法律主体转化为文化主体，把人作为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长点，肯定了人作为文化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主体地位，把文化纳入市场的范畴，用人们自主创造、自愿接受和自我扩张作为评价文化的标准。

　　实际上，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研究取向正是中国文化没有成为独立的、个性丰富的、有创造力文化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始终依附于政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圈禁着人们的创造肉体的内在诱因。这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已经深深的印记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无论他曾遭受过什么样的文化蹂躏，这都不能改变它固有的文化依附和思想依赖，也不能使之震惊和觉醒。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的开放与文化觉醒的矛盾十分突出，政治文化的倾向性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主流，市场的开放并没有引起文化的解放，人们向往有个性的文化和独立的思考，但是，总要先要辨别文化的是与非，评价的标准就是我们脉络中千年不变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血流”。文化的敌视与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文化自信的丧失，而文化自信丧失的标志也正是文化的敌视行动和文化的自卑心理。

　　对于孔子和儒学，章子怡与章子怡现象的争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孔子的个性化思想和独立的政治行动与其它诸子百家之间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他们一起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政治化研究方向的铁幕。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的人格与儒学发展有联系，但决不是能相提并论的。孔子健在的时候尚且左右不了社会的发展，甚至于左右不了自己，他死后的世界更使他无法想象。如果他能长命不死，他会亲眼看到他的个性化思想和执着的政治抱负，在现实中会变得面目全非，就是他本人也很难以分清是非曲直。几千年来，孔子背负着太多太多羞辱和践踏，因为孔子已经不是孔子的血脉和肉身，他已经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荣辱柱”。当我们有一点，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可以用来自豪的展示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孔子与儒家文化的神圣力量，但是，当我们稍微遇到一点，哪怕是一点挫折，我们立即就可以从孔子和儒家文化身上找到文化的恶源。这次文化的争论焦点在于章子怡的成功是玷污了孔子与儒家文化，还是弘扬儒家文化，我们从国人众口一词的将章子怡视为孔子的异类，并对其进行的大张挞伐，证实了转型中的中华文化，民众还深陷敌视与自卑的心态之中。

　　章子怡永远不可能成为孔子，但是，市场就有可能再造一个“孔子文化流”和“儒学文化经济”的奇迹。章子怡的成功与章子怡现象是文化生产力研究的课题。其实，章子怡的成功和孔子以及儒学本无实质性联系，章子怡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它适合于受众，适应于市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成功，它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它既不能说是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也不能因此否定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更不能因为她违背孔子和儒学价值理念，就否定她的艺术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波动、文化选择和文化冲击的正面效应。研究孔子与儒学不仅要研究它的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价值，还要重点研究它的市场价值，开发孔子文化的市场产品；研究孔子文化的表现形式，探求其文化传播的科技手段，再创孔子文化的市场需求，引导受众自觉地、快乐的欣赏孔子、使用孔子和消费孔子，使孔子与儒学彻底洗刷清靠权力维持统领、靠教化维持生存不良声誉。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虽然我们从章子怡、姚明的身上依稀看到孔子的面庞，章子怡、姚明也可以成为孔子和儒学传播的载体，但章子怡、姚明却永远成不了孔子。专制权力选择了孔子，由此引发了儒学的兴起，导致了思想的凝固和文化的一统；市场选择了章子怡、姚明，由此引发了个性主体的文化创造和多元文化繁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如果时光倒流，章子怡、姚明或许能成为权力的附庸，一跃成为权贵“玩物”，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但这个时代已不再来，既然市场选择了他们，他们就必须给受众带来愉悦，若市场需求不再，章子怡现象就已告完结。假若时光倒置，孔子再生于当今民主与市场时代，他也可能凭借自身的思想优势，创造出辉煌的市场成就。如今，孔子和儒学的政治优势所剩无几，其学术价值和道德理念的优势还在，我们为何不帮助孔子和儒学脱下神授的道德法衣，从尘封的“圣坛”上走下来，在全球文化市场里与章子怡，与姚明，与NAB，与好莱坞争夺“粉丝”，培养肯交学费的俗家弟子，再次成为世界市场文化圣坛中的一支绚丽的奇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