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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先后发现了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大多从寺庙、洞窟的废墟中发掘出来的焉耆—龟兹文，因其出土文献少且多为残篇断简，最难解读，故有“天书”之称。
焉耆—龟兹文，亦称为“吐火罗语”，是公元3世纪至9世纪居住在新疆地区操印欧语言的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20世纪初，一批焉耆—龟兹文文献陆续在新疆库车、焉耆和 吐鲁番等地被发现。它们用印度的婆罗迷字母中亚斜体拼写，从左到右横行书写。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焉耆—龟兹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方言:一种分布在焉耆—高昌一带，被称为甲方言或“甲种吐火罗语”，所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仅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称作乙方言或“乙种吐火罗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也有世俗文书，如情书、护照之类。此外，焉耆—龟兹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记录了很多戏剧内容，这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叫什么名字，1907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F.W.K.Muller)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吐火罗语，所以缪勒将这种未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此后，德国学者E.Sieg和W.Siegling锲而不舍，焚膏继晷，最终将这种文字读通。这成为世界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位学者明确指出，这种语言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吐火罗语本应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一些语言特点却表明，它属于西支。这一直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
焉耆—龟兹文文献存世仅数十种，分藏在柏林、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新德里、东京以及我国的新疆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
新疆博物馆所藏焉耆—龟兹文文献共44页，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每页左边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经被火焚毁，经过专家解读，它是用甲种吐火罗语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国家图书馆现存焉耆—龟兹文文献2种3页(见图)，正反面都用工整的婆罗迷字母墨书书写，文书纸张质地较厚，字迹清晰，墨色如新。第一种残存1页，宽残存13.6厘米，高10.5厘米，纸张呈赭黄色，每页7行。第二种存2页，有现代墨笔编号六十三、六十七，每页宽13.1厘米，高13.8厘米，上下有朱色界栏。这三页文献其记载的内容，仍有待语言学家解读。
焉耆—龟兹文的发现对于世界语言学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死语言，没有受到后来的干扰，因此保留了原有中古时代的状态，它承载的，是中西民族语言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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