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批复半年，依然毫无进展　　八旬老翁无奈，再次投书本报（“关注退休高工待遇”第八札）

　　编者按：

　　关注民生，传达民情，彰显民意历来是本报的办报宗旨之一，这一宗旨也一直备受读者关注，此前本报民意版曾刊发多组讨论，对农民工、退休教师、退休高工等弱势群落的权利和待遇问题进行报道，引起了诸多读者的参与和探讨。昨天下午，87岁的夏一清老人委托其联系人再次来到本报，介绍了本报刊发其来信后的一些进展情况。出人意料的是，在南

　　回馈本报：“都8个月了，毫无进展”

　　江南时报编辑部：

　　承蒙贵报关爱，为87岁老人夏一清提供了一个反映问题的平台，公开发表了其给有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投诉信（本报2005年8月31日民意版刊发——编者注）。这一举措，终于引起了分管副市长戴永宁的关注——据南京市信访局五号接待员答复，去年9月26日戴市长就批示建邺区办理。此后市信访局让我直接找建邺区信访局，该区信访局蒋局长在春节前后对我说，已交给区民政等四家单位办理，他们已向上面联合打了报告。

　　这一拖，大半年过去了，事情仍没有任何进展。我以为，打报告不能算结果，也不能算做对人民来信的交待。报告打了8个月，时间上将拖到何时？我想，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以民为本，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难道夏一清老人如此重大的切身利益问题，不该由党和有关政府来关心吗？我觉得，建邺区以这种方式（拖延），这种工作态度处置类似夏一清老人的问题，不仅当事人不会满意，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满意。建邺区应当端正一下“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审视一下“信访条例”对人民来信在处理上有哪些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该不该贯彻信访条例？

　　马东辉

　　记者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统一政策”

　　本报记者昨日联系了建邺区政府宣传部钱部长，关于夏一清老人的住房补贴问题，他也与建邺区信访局的有关领导进行了联系。

　　钱部长告诉记者，对于夏一清老人的住房补贴问题，信访局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但是由于其中存在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在早些年，夏老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如今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与夏老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几位同志，因此，不可能只解决夏老个人问题。为了能够将包括夏老在内的几位同志的问题都能有合理的解决，目前，信访局和民政局的有关领导需要进一步地统一政策，其中也有个时间的问题在里面，需要一级一级领导的批复，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事情能够圆满解决。

　　本报记者 刘丹平

　　再书市长：到哪去找“公共财政”？

　　南京市×××副市长：

　　政治上饱经磨难、一生坎坷、损失本已十分惨重的夏一清老人，根据房改政策，按属地管理原则，向为其发放退休工资的单位——南京建邺区和兴隆街道办事处申请住房补贴，竟然奔波四年无果。有关部门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推三阻四。也许社会现状就是如此：有的公权机关只要想为你办事，完全可以找到办成的依据和说词；如果不想为你办事，同样能够找出不办的“依据”和说词。这些事例几乎在现实生活中俯拾即是。事实上，在解决夏一清住房补贴问题上，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政策：“谁发工资谁负责发放职工住房补贴；住房补贴资金由工资资金来源单位负责解决”。按照这一政策，为夏一清具体发放工资的“建邺”“兴隆”理应担负起发放其住房补贴的责任，理应主动向提供夏一清工资资金来源的单位联系、申请、索要。尽管如此，夏一清老人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有关部门还找出种种托词：一说夏一清工资资金来源于市，与他们无关；二说夏一清不属于本市范围内职工……其实，这些托词都很牵强苍白，牵强的本质是老百姓利益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位置。

　　面对有关部门的“托词”，我想试问：一个87岁老人何以有能耐去一级一级地找提供其工资资金来源单位？而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组织上撒手不管，要个人四处乱找，社会秩序岂不乱了套？所谓夏一清不属于南京市职工，那么他的供给关系和人事档案在南京市该如何解释呢？实际为夏一清提供供给的并不是某个具体单位，而是“公共财政”，作为一个自然人何以能找到“公共财政”？

　　如果说夏一清老人的“房补”是游离于所谓“红头文件”之外的难事，倒不如说当初设计的“红头文件”在以人为本上有缺陷有疏漏，忽略了对少数特殊群体利益的保护，有关公权机关理应对这一“文件盲点”承担责任，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而不应因为“文件缺陷”导致百姓合法利益受损而由百姓自己埋单。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是有违国人维护“公平”初衷的。

　　尊敬的×副市长，夏一清的“房补”问题已折腾了四五年，今年5月和7月曾两次上书南京市委市政府两位主要领导，寄希望于引起重视，但至今杳无音信。今天给您写信，则受高人指点，他们说：把情况直接反映给分管的副市长，也许从自身分管职责角度审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希望会大一些。但愿如此，但愿这封信能唤来迟到的“关爱与善待”。

　　企盼示复。

　　夏一清老人的委托联系人：马东辉(此信写于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