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威胁该不该受罚？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信访人以自杀相威胁可能会被追究刑责”，这是昨天北京多家报纸刊发的同题新闻，立即成为网络上的焦点话题。这则新闻说的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新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该草案中规定:信访人不得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

　　如果这个规定得以审议通过，那么它将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第一次对自杀行为本身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这个意义非同小可。它可以被理解为，为了处理信访问题，北京市作出了突破性的规定。

　　当然，北京市有关方面可以解释为，这是对国务院去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中相关规定的细化。该条例规定，信访者不得“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该条例并未对“威胁”作出解释，而“威胁”一词的标准意思是，用武力、权势等进行胁迫，并将被威胁对象置于危险境地。

　　事实上，众所周知，自杀、自伤、自残也常用为威胁的手段，各地警方也对此行为有过惩罚。比如北京、深圳就先后对民工自杀讨薪行为，上海、西安就对爬上高楼自杀的行为进行过处罚。但是，这些处罚无一例外地，都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扰乱公共秩序”的规定为依据。而按照这个规定，自杀威胁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并“扰乱秩序”才可以进行处罚。假如自杀发生在家里或者隐蔽的地方呢？

　　是否能够对自杀威胁追究刑事责任呢？现行《刑法》并未对自杀行为作出任何规定，却有多处涉及“威胁”和“胁迫”行为。但是细看相关规定，对这些行为的处罚往往与其后果相关联，比如胁迫别人犯罪，威胁强奸，威胁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如收税等，处罚的依据也是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假如威胁的结果是威胁者自身受到伤害呢？或者是迫使国家工作人员完成了他本该完成的工作呢？《刑法》里一定找不到相关规定。

　　既然自杀威胁常常发生，为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又都没有对其作出明文的处罚规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无论是法律执行方面，还是法理精神方面，都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执行上说，自杀未遂可以惩罚，自杀成功了呢？未遂的自杀可以解释威胁的动机，但是成功的自杀中，威胁有什么目的呢？也就是说，如何区分真假自杀？更进一步说，如何区分威胁性的自杀和真正绝望的自杀？虽然自杀者可能都加上了相同的前提，比如实现不了某个目的就自杀，但这到底是威胁还是轻生？又如何认定自伤和自残呢？如果愤懑之余，划破了手指，算自伤吗？

　　如果不分清红皂白一律惩罚，那么就涉及到至关重要的法理问题了:人到底有没有权利自杀、自伤和自残？在很多国家和文化传统中，自杀是一种罪恶。但是近代以来，很多人文学者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自杀辩护，英国等国家放弃了对自杀者的惩罚。而在中国，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法律中，自杀都不是违法犯罪，自杀威胁常常被视为弱者的底线抗争，或者被称为私力救济。

　　信访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说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补充和救济功能。用自杀、自伤和自残来威胁，则是在公共救济无效时的一种私力救济。如果简单地将它看做是扰乱秩序而加以惩罚，则可能有违救济的初衷。

　　尤其要认识到，抗争行为本身是在争取秩序，是对秩序的认可和呼唤。最可怕的是不带有威胁性质的自杀、自伤、自残和自甘堕落，那是对秩序的放弃，对社会的彻底绝望。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