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中国乡土文学有三大败笔

　　独家专访

　　在去年名家集中出版新作的大潮里，夹杂着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这本以大别山为背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在人们视线之外游移了许久的时间，直到最近获得三年一度的中国小说学会奖长篇小说奖，才脱颖而出，成为时间洪流冲刷之下的幸存者。

　　日前，在本报和英德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英德文学笔会上，记者见到了刘醒龙的身影。他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关于“触电”:我再也不想上当了

　　当年中国最有名的编剧是张弦，那年在长沙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他专门打电话告诫我，不要涉足影视，免得被其毁掉自己的文学才华。

　　《凤凰琴》卖了5000元，《秋风醉了》卖了2000元

　　记者(下简称“记”):你的新长篇《圣天门口》去年出版，最近又刚获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奖，有没有影视公司闻风而动，跟你谈改编《圣天门口》？

　　刘醒龙(下简称“刘”):有20几家，这个月底就会定下来由哪家影视公司拍摄了。但我觉得跟影视界打交道比较吃力，我不太善于跟影视界打交道。隔行如隔山，他们有自己的行规和话语体系。所以，我从来没有改过自己的作品，我只卖版权。当年中国最有名的编剧是张弦，那年在长沙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他专门打电话告诫我，不要涉足影视，免得被其毁掉自己的文学才华。

　　记:你一共卖了几本书的版权？

　　刘:加起来有十来部。最早是中篇小说《凤凰琴》，电影和电视卖了两次。第二个是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改编为《背靠背脸对脸》，后来还有卖给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广西、山西、长春等地影视单位的。当时的价格极低，后来的人知道后，都要笑掉大牙。潇湘电影厂买《凤凰琴》时，开价2600元。我猜当时他们是准备我还价到3000元的，但我一声不吭，就按他们说的草签了合同。后来还有一个叫尹力的导演，当时在儿童电影厂，他委托北京的一个朋友直接就给我5000元现金，但我告诉他已经答应别人了。潇湘电影厂听了以后，怕我变卦，就说，那我也给你5000元，然后就正式签约了。当时是1992年。

　　记:按照当时的价格，5000元应该可以了。现在一般是2万、3万、5万，直接卖给版权公司，随买方处理。

　　刘:我还没与这种公司打过交道，不过这种价格只能算是低的。1994年卖给黄建新的《秋风醉了》，只有2000元。《秋风醉了》改成《背靠背脸对脸》给黄建新带来极高的声誉，并让牛振华当上东京电影节的影帝。

　　在第二届珠海电影节和当年的首都大学生电影节上，都是《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在争夺大奖，一般人不晓得，全是由我的小说改编。

　　当时《背靠背脸对脸》的广告和片头，都是用“编剧:刘醒龙黄建新”，没有标明原著与改编情形。后来正式发行的时候，才改过来，因为有合同在那里。

　　记:当时是大家扯不下面子，现在是一点点小事就打版权官司。

　　刘:我还看到一个有点用心不良的影评，说是“当时有一部很一般的小说《秋风醉了》，被黄导看中了。”这种话很像是经过授意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秋风醉了》从一发表影响就很大，有可能他们平时不接触文学，才如此无知。

　　作家做导演，会有一批专门搞影视的人丢饭碗

　　记:现在中国电影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有名的作品和优秀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自己编剧的反而都不太受好评。你觉得中国作家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有多大？还有的作家转行当导演去了，你觉得怎么样？

　　刘:我觉得他们是在玩票，都是票友。真正的作家不会去当导演。

　　记:你仅仅是从写作的角度去看，但有可能这个作家去当导演以后，对电影有推动作用。

　　刘:那是，作家做导演素质绝对高超。我认识的几个作家，要是他们去做导演，会有一批专门搞影视的人要丢饭碗。作家做导演后，对演员和剧组其他人员的情绪调动、作品讲解、人物分析会比专业导演做得更加出色。

　　记:作家导演里面，你了解朱文吗？他最早是编了《巫山云雨》，后来又导了《云在南方》。

　　刘:他是作家里面转行做导演的最为成功的。

　　我还是愿意写作，不愿意“触电”

　　记:你难道不担心自己的作品被改编后偏离了作品的本意？

　　刘: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我还是对“触电”没有兴趣。因为我认为写作是一种极其个人的事情，我想怎么写，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写。但是拍电影就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说制片人、导演、摄影、演员，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对都会给你提意见。我就受不了这个，我绝对会跟别人吵架。我写东西不要别人干预，要不就你来写。

　　其实给别人写电视剧、写电影，我是干过的。有一年，上海市要为开发浦东新区十周年拍一部电视剧，他们竟然找到我。我去上海采访了一个星期后，他们要我交一份剧本提纲。我告诉他们，从来写作都不用提纲。我问他信不信我。他们还真相信并签约了。回到武汉后，用2个月写出20集初稿。他们看了，非常喜欢，觉得有80％可以通过，最后再顺一顺就可以了。但在第二稿完成以后，制片方就没动静了。后来听说，原来导演和制片人发生分歧，制片人把导演换掉了，新的导演又有新的想法，最终什么都没有搞成。从那以后，我才痛下决心，再也不做这类事情了。

　　关于乡土文学:中国乡土文学有三大败笔

　　很多人在写乡土的时候，并不真正明白乡土文学。现在的习惯是，只要作品提及乡土，不管是葫芦还是瓢，就一律当成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很多东西没法写，二是有些写了的又没能好好读懂

　　记:有人评价你的作品是乡土文学，你也说过乡土文学是所有文化的根。但是现在有一个现象，人们对乡土文学好像有一种排斥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那些真正符合大家期待的优秀小说不多；另一方面是大家能看到的乡土文学很多是将乡土诗意化、美化了的，你觉得怎样？

　　刘: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比如说华西村是农村建设的楷模，但华西村未来将在文学中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并不是靠经济总量来决定的，而是靠背后的人文质量。再比如说，华西村的教育情况怎样，教师待遇怎样，教师来到你这个村子，是当成只是来此挣钱的打工者，还是怀着对知识的感恩之心相礼遇？如果在他们眼里传承知识与文化的教师都是可以用钱来打发的，哪怕华西村是世界第一村，那又如何？在本质上还跟3000年前是一样的，因为人文质量没有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看起来对文化很重视，实质上是反文化，反知识的。就像中国大量的民间传说里，老百姓都鄙视秀才，秀才是毫无用处的。

　　记: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在现代农村里，大部分人对读书人还是很尊重的，并认为这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

　　刘:其实这种尊重是带有功利性的，并不是由衷的。现在对乡土的评价，实质上无法形成一个焦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关于乡村的话题。公众对社会的理解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媒体，另一个是学校，但媒体和学校都存在言论禁区。比如乡土文学，就像《凤凰琴》，谁能把它的精髓说出来呢？不能说。反过来，许多人甚至单单将把它当成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品，这就很容易造成对乡土小说家的逆反，导致乡土小说举步维艰。读懂的人不吭声，读不懂的却在那里叫阵。

　　记: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乡土小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很多东西没法写，二是有些写了的又没能好好读懂？

　　刘:是的。这就导致一批伪乡土小说盛行。

　　“乡土”就像生父生母

　　记:那你认为，乡村最应该表现的是哪些东西，现在的乡土文学最缺少的又是哪些？

　　刘:乡土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乡土文学的生命力又在哪里？这是我们时刻刻都不能忘记的根本点。大家都说我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在我所看到的范围内，所谓乡土文学作家中，有相当一些人根本就缺少对乡土应有的尊重。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都写乡土，70后、80后也有人在写，但大家表现的不一样。现在也有人说是“田野”。我觉得很好，于是就在我们的杂志上开了一个大散文栏目，叫“田野文化”。

　　但是，很多人在写乡土的时候，并不真正明白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一个人的生命之“乡”，灵魂之“土”。“乡土”就像生父生母，一辈子与它相处，直到他们终老死去，下辈人也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有几个儿女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呢？不多。中国的乡村的每况愈下，是从太平天国开始急剧加快的。这是为什么？我反对把原因归咎于城市化。乡村，除了是环境化的、情感化的内容以外，还有其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依靠中产阶级，过去在乡村有地主、富农阶级，他们既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保护身处的一方水土的利益。向上，他们代表乡村对抗官府或者与官府达成必要的妥协，向下，他们又起到替代官府与最底民众进行沟通，从而在事实上成为乡村的中坚力量和代言人。现在的乡村，有知识的人都走了，新的富人都是暴发户，许多人甚至就是由流氓无产者快速变换而成的流氓有产者。在他们身上非常缺乏文化含量和文明含量，具体表现在日常行为时，就会疯狂地掠夺财富，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不会维护一方水土。

　　乡土文学有三大败笔:应景、记录、妖魔化

　　记:乡土里面的题材、矛盾和人物都非常丰富，但现在大多数乡土文学中呈现出来的却是很平面的景象，跟人们从媒体上了解的差不多，要么是纯粹的苦难，要么是乡间的青山绿水。那么，你对有关乡村的制度和人物的文学创作有什么看法？现在有些知名作家所创作的乡土人物大都是想象出来的，现实中可能没有这种人，你如何看待？

　　刘:中国乡村小说有几大败笔。第一种败笔是应景之作，这类写作态度不诚实。第二败笔是所谓时代的记录员，经常带着笔记本下乡，记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写什么。第三种败笔，是将乡土妖魔化，还硬要说成是狂欢式写作，我对这样的小说总是感到深深地恐惧，读到最后很害怕，因为我所读到的全是仇恨，没有一点点爱与仁慈。

　　记:但莫言的小说也很残酷。

　　刘:莫言的残酷不一样。那是艺术范畴的残酷，在残酷的写作手法中，潜藏着强大的人性美。

　　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仁慈的、悲悯的。这是我们对乡土小说最应该持有的态度。乡土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仁慈。实际上，任谁说什么，乡土都不在乎，它依然那样生活。当你需要乡土来宽容、安抚的时候，它依然会接纳。这已经不是我们对乡土的认识，而是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世界观。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所应该具备的。

　　艺术的本质是向后的

　　记:有人说，现在虽然中国乡土文学的问题还比较多，但好的作品还是推举乡土文学，而都市文学可能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优秀的作品还比较少，你认为是吗？

　　刘:有人认为都市文学太年轻，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归到艺术的本质上来谈。艺术的本质是向后的，人在向前走，人会留恋过去的很多东西，但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艺术就取代了记忆的位置。任何艺术都喜欢表现黄昏，没有几个喜欢清晨的，所谓的“挽歌”总比赞歌更加感动人。

　　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乡土就是农村。农村这个词特别政治化，不属于文学范畴。如果我们真正从乡土来看，国外还有很多作家写乡村、田野写得很出色。我也写过城市题材的小说，但潜意识里的道德体系规范着我的写作行为，而这个道德体系还是来自乡村，比如我特别尊重老人。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黄建新导演改编小说时，改了其中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秋风醉了》里面，王副馆长的父亲是一个补鞋匠，他补坏了县委宣传部长的皮鞋，又不能找儿子要钱去赔，只好自己到医院去卖血。我的小说写的是这个父亲坚定地认为补坏了鞋子就得赔，这是补鞋匠最基本的责任。黄建新把故事改编成父亲故意把鞋子弄破，然后去卖血，导致提着宣传部长的皮鞋来补的文化馆长在众人怪罪中丢官去职，而他的儿子王副馆长则有机会晋升。虽然只改动一句话，人性的分野便显得截然不同。

　　关于杂志:粗鄙的作品，市场再好我也不发

　　《芳草》特别强调作品的优雅性，风格粗鄙的作品，哪怕市场反应再好，我们也不会要。

　　记:你主编的杂志改版后还叫《芳草》吗？

　　刘:是的。湖北文学界一直希望本地也有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所以市委宣传部决定每年拿出120万元经费来办这个208页码的杂志。

　　记:你做杂志的时候，会不会偏爱乡土文学的小说。

　　刘:不会。即便是写当下城市生活中比较先锋、时尚的内容，只要写得好，符合本刊“汉语神韵，华文风骨”的宗旨，一样的来者不拒。

　　记:你对杂志的要求是什么？

　　刘:小说以中长篇为主，短篇要每期有一组。如果只是偶尔写好一篇短篇，这个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要写好几篇短篇，而且不重复，这就比较难。所以短篇要同时展现好几篇才有分量，这也是我们对作者的要求。还有诗歌，但也是集中推介一两个人。我们不要一两句的精彩，现在有这种文学修养的人大有人在，这样的人只能算得上是有点诗意的人，而不是真正的诗人。再就是“田野文化”，这不是泛泛之辈能写的。这个栏目不仅要求的是散文，还要求作者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记:你们的杂志与其他杂志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刘:选稿标准大家都一样，都要好稿子。但我们特别强调作品的优雅性，风格粗鄙的作品，哪怕市场反应再好，我们也不会要。

　　记:现在大部分期刊都是自寻生路的，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好像又回到老路上来做这么个刊物？

　　刘:不能简单说成是回到老路。老路是由财政拨款。但我们的资金是从文艺基金里拿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用来发展文艺事业的。没有了市场效应的压力，也能更方便地体现一位成熟作家，在主编位置上，对一定范围内文学态势的倡导与把握。

　　记:现在的文学刊物有几种办刊方式，比如走市场，或用某种基金，以后有可能出现同仁刊物，还有一种是大学办刊。你觉得还有哪几种方式是可能的？

　　刘:市场是变幻莫测的，同仁刊物和大学办刊都是可行的。比如《山花》就有些同仁化，《上海文学》如今基本走的是大学办刊之路。

　　记:国内有些文学杂志也不用考虑资金问题，但他们好像没有在文学界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芳草》文学杂志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团队组合都是由我来挑选，不存在那种制度性的痼疾。

　　作品和作家

　　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以上世纪初到60年代为背景，讲述在大别山地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以及周遭人物命运的故事。小说以天门口小镇为视点，展开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

　　刘醒龙，湖北黄冈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等多部长篇小说，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和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他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

　　本版撰文:蒲荔子

　　图:

　　黄振生摄

　　《背靠背脸对脸》捧红了牛振华。

　　《凤凰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