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师”这一年

　　“6·1”儿童节特稿

　　潘妮娜，是个香港女孩，在广州暨南大学毕业后，她说她要做个志愿者。现在她服务于广西田阳县五村乡小学，教英语。她在这里待上的只是一年的时间，但教会孩子的却可能是一生的希望。

　　她叫潘妮娜，来自香港。

　　她是一名志愿者。

　　她是跟着男朋友去的广西。

　　然后她就成了山区孩子们口中的“潘老师”。

　　有这样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了一种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的生活——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成为一名志愿者。潘妮娜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一开始她做这个决定，也许出于任性和理想化——追随自己所爱的人。

　　报名参加西部计划，小潘的家人十分的反对。她是家中独女，由于家庭的变故，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妈妈很宠爱她，但是为了这事，母亲一个星期没有理她。因为做母亲的担心她的身体，离家这么远、这么久，哪个家长会同意？在刚来的头几个月里，母亲还是每两天一个电话地劝说她回家。

　　小潘来到了广西田阳县五村乡小学，这个大山里的小学。她说自己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退缩放弃。孩子们开始时的调皮，难以管教，让她头疼，毕竟她自己也只是个大孩子。而在生活上，虽然她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想像总也抵不过现实:一间瓦房，半土半石，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剩下的只有各式各样的昆虫了。她说最受不了的，还是山里的冬天，感觉冻得深入骨髓，痛彻肌肤，神经麻木得连衣服都拿不住了。

　　是孩子们给了她留下来的勇气，从开始的不配合到后来的离不开她。简陋的宿舍在孩子们的礼物、卡片、信件的装饰下，充满了温暖。可是孩子们困苦的生存环境还是一次又一次撞击着她的心。孩子们喜欢她的手，“老师，你的手好滑好滑”，她们说。有个六年级的女孩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做饭、扫地、喂猪、洗衣服，揽下全部的家务，因为她害怕父母不让她上学了。她的手粗糙得像冬天里的老树皮。这里的女孩子留的基本都是短发，因为她们将自己的辫子都剪去卖了。“40元钱一条呢！”这里的孩子都为能把自己的辫子卖高价钱而感到骄傲，仿佛自己长大了，也可以赚钱养家了。

　　她最后对我说:“做这个选择不后悔，在这里，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被需要的感觉！”

　　王辉文

　　评论

　　给个单纯的理由

　　有位朋友有一天说要去当志愿者，去到四川大雪山里的藏区，做一个藏传佛教学校的文化课老师。有一天，我们逛街时见到用手摇发电的小电筒、小风扇，想起了那位朋友，因为他去的地方，没电没水不通电话。我们买了好多，给他寄去。再后来，听些熟悉他或者仅仅认识他的人，说起那位朋友:有人说他当了和尚，有人说他去那里是因为和女朋友闹翻了，有人说他去那里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叹了口气，觉得很悲伤:

　　“这个世界太成人化，容不下什么单纯的想法。”有些人放弃物质上的舒适，去到大山里，真的只是想帮助一些人。

　　被人误解是志愿者最难以接受的事，所以他们有时会抗拒采访和镜头，他们觉得这会扭曲了他们的单纯。而我们，很无奈。志愿者有比我们更无奈的时刻，就是他们的能力与当地人对他们的期待间的反差。

　　志愿者王东灵就面临过这样的矛盾。2003年的时候，她来到贵州偏远贫穷的中洞做老师，那还是一个穴居的村落。因为王东灵，因为媒体，中洞出名了。这里的每个家长都期盼着通过王的力量，能把他们的孩子带出山外去读书。有了一个、两个后，期盼就越来越强烈。王渐渐觉得自己的到来，似乎越来越像是在毁掉中洞，毁掉这里的宁静、安详。带来的只有不切实际的躁动不安。

　　这是所有的志愿者都会感悟到的痛苦。他们在这里始终都只是过客。而这里的孩子却把他们当做“救命稻草”。

　　单个的志愿者能给予孩子的，可能只是烛火般的温暖。但是，如果这社会不是这样地充满不信任，每个人都愿意添根柴，那么孩子就可以获得公平的生存机会了。

　　朱淑萍文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辉

　　图:

　　学校是村子里最像样的建筑物了，潘妮娜站在二楼教室门口，看着楼下开心玩耍的学生们，不由自主地笑了。

　　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潘妮娜。她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不仅是位老师，更是位朋友，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桥梁。

　　孩子们的宿舍。学生玩耍用的体育用品也都是从广东这边捐过去的。

　　因为怕磨坏了鞋，也是因为习惯了光脚丫走路，男孩子们打球时都光着脚。

　　小潘在上英语课，孩子们现在已经很听她的话了，上课时一张张小脸显得很是认真。

　　小潘的宿舍，与她的香港生活相比，这里显然清心寡欲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