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墨 耿晓娟
南开大学昨天公布的一项管理意见表示，南开大学将严禁教师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的行为，并明确反对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的风气。（《新京报》5月10日）
未参与研究，却在别人的成果中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这种不劳而获、占据别人劳动成果的做法，已经是学术界的潜规则了。既助长了学术界的各种歪风，也让学术研究人浮于事，学术成果逐渐枯萎。这种歪风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学术科研的发展，一些学术
研究人员人浮于事，浪费了国家资源。南开大学对此现象坚决说不，应该说校方已经意识到这种歪风的害处和带来的严重后果，学校的醒悟让我们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明天和希望。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开大学如何严禁属下教师不得在自己未参与的科研成果中署名呢？我看仅仅一纸意见，未必就能对教师起到震慑作用。必须拿出相应的措施和处罚机制，来监督这些不劳而获者，不给他们空子钻。另一方面，对执迷不悟者，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让这些“欺世盗名”者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让风险大于成本，才能对图谋不轨者产生震慑作用，才能起到严禁的效果。
众所周知，自己不参与科研，却能在科研成果中分一杯羹的教师不会是凡人，他一定可以影响或者左右真正干事的人，参与研究者如果不勤于“奉献”，向他“纳贡”，轻者给你小鞋穿，让你无法安心研究，重者暗中从中作梗，处处对你发难，让你在学术大家庭中难以生存。有的就是利用学生的研究，自己脸不红心不跳地在成果上署上大名，老师与学生，既是教与学的关系，也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岂敢不从？
近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十分浮躁，真正沉下身子勤于研究的人不多，人浮于事看热闹的人不少，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成果，甚至不惜剽窃、抄袭别人的论文，拿人家的劳动成果来蒙人。即使事情败露，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惩戒措施，无非是批评谴责一下当事人，对于剽窃抄袭者来说，不过是丢了点面子，其它的则毫发无损。有的甚至反咬一口，声称当事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这种只需为自己的作弊行为脸红，无需为自己的不义之举埋单的结果，就是让剽窃抄袭之风在我国学术界大行其道。典型的案例是天津语言学会发现并揭露天津外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他人学术作品，结果反而被沈履伟以名誉侵权告上法庭一案，此案一波三折，最后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沈履伟构成剽窃，天津语言学会向社会所发公开信不属于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中国青年报1月7日）。剽窃者告的理直气壮，检举者却要吃官司，这种尴尬局面，既助长了一些人不劳而获的心理，也反映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似乎值得让我们学习借鉴。2005年11月13日，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合作伙伴、美国匹兹堡大学干细胞专家夏腾以黄禹锡研究小组涉嫌用“不道德”手段获取人类卵子为由宣布停止与黄合作，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在韩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行，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公开质疑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而黄禹锡所在的首尔大学却没有曲意为黄禹锡维护，积极配合调查，整个过程及时直接向公众发布，事件调查结论明确，态度鲜明，处理干净利索，最后黄禹锡被迫辞去包括首尔大学教授在内的一切职务。这样的结果在我们中国好像不可思议，当事人至多向被剽窃者赔礼道歉，再装模作样地接受舆论的批评而已，无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种惩戒的不同直接培育了剽窃的土壤。
不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等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让学校以文件明文规范，这恰恰暴露了整个学术界的尴尬。学术上的腐败让一些人的学术道德良知遗失殆尽，学术和学位的尊严也化成灰烬，一方面打击了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的积极性，阻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国整个学术界的声誉，让整个学术界为此蒙羞。因此，正风清学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南开命令严禁教师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的行为，并明确反对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的风气值得提倡，但更关键的，还是要看南开如何去执行这一决定，是做到令行禁止还是用来吓唬吓唬人的，这才是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实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