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忠
继房产大佬冯仑抛出“房奴活该”后，又一个房产大佬任志强放话道：“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我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救济穷人”。在民众纷纷怨恨房价虚高，“仇富”弥漫的社会气氛内，任志强的直白无疑会遭到各方声讨。有评论把任志强的思维模式形象地概括为“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予以深度谴责，并为其戴上“冷酷、自负、口吐狂言、挑衅民众”多顶叫做“妖魔化”的帽子。
除了房地产行业外、在医药卫生行业、铁路、电信等垄断性的行业，精英和草根之间始终存在着或明或暗的非理性的对抗，只不过在房地产行业表现的更为明显。时近，这种情绪性对抗似乎有加剧的趋势。比如，来自草根阶层的网友不再给一小撮社会精英们面子，他们以各种方式对其“高论”发起了“炮轰”，迫使这些精英出面辩解或保持沉默以避其锋芒。精英们长期霸占话语权开始被草根阶层部分地剥夺了。
部分精英话语权的分割，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大一步，折射出转型期的社会正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但是，情绪性对抗却构成对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如果不合理调控社会的“泄洪门”，当情绪性对抗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武力对抗。因此，在其萌芽状态，应该予以这种舆论纷争一个制度性的容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这个制度性的容器应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在“允许一部分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等政治熏染下成长的草根阶层，幻想着先富起来的群体头能够带领他们致富。没有想到的是，已经为改革作出巨大牺牲的他们体验到却是贫富分化的现实及来自经济巨头们的语言羞辱，一致性声讨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迫使社会继续赋予“先富起来”的群体应担当社会发展引擎的功能，利用资本，积累财富，并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二律悖论的出现也就是历史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情绪泄洪时，权威部门应疏通好相应的河道、巩固好河堤，从舆论激荡中汲取真理的精华，辅以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从而保证社会转型的成功完成“软着陆”。
具体而言，首先，权威部门应以制度强行赋予先富起来的部分群体双重社会功能，在鼓励继续充当社会发展引擎的功能的同时，强化其社会责任，以带动“后富”们奔向富裕；其次，社会资源应继续向公共领域倾斜、向社会的中下层倾斜。以舒缓草根阶层的积累的怨气；再次，在上述基础上，实现邓小平“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的社会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