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代价”不该总由弱者承担

　　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经山东省济宁市法院审理，现已有了结果。法院近日驳回死者亲属要求巨额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33元由原告负担。（5月28日《扬子晚报》）这一无罪判决，引发了一片舆论嘘声，甚至于，只是被当作一个笑话在民间传播。

　　女播音员、副市长、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死时仅着胸罩与裤头——由这一系

　　虽然副市长“隔门交谈”的辩词很搞笑，无缘无顾就“只穿了内衣”更是无法自圆其说，但作为不拥有任何调查权力的普通人和旁观者，我们确实“缺乏充分的证据”，而这正是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理由。既然我们承认“疑罪从无”是法治进步的表现，那我们除了发些无益的感慨，又有什么办法去揭开“近在眼前的真相”呢？

　　这让我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法治的代价。这个词是所有在道德视角看来“显失公平”案件的代名词，也是社会道德自觉唯一可资自慰的按摩棒。在道德看来非常简单的案件，在法律程序内有时候却很难解决，乃至于根本无法解决。极端的例子是，谁都知道某人是杀人犯，但法律却不得不放跑他，法治作为技术上或程序上的完整价值，让人们必须违背最为本真的感觉和经验，比如教科书上的美国辛普森案。这个意义上，“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的无罪判决，似乎也只能归结于“法治的代价”了。

　　然而在我看来，简单地照搬“法治的代价”是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在对簿双方强弱悬殊异常明显的案件中。以产生“法治的代价”最为常见的“缺乏证据”为例，证据的“缺乏”不等于找不到证据，事实上的“缺乏”也不等于寻找可能性上的“缺乏”，“缺乏证据”完全有可能被异化成“不愿意找证据”，乃至“销毁证据”。执法集团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缺乏可靠的机制确保他们永远公正严明。再以同样常见的“缺乏法律依据”为例，法律的漏洞并不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而是完善立法的权力不在普通人的掌握之中，而阻挠立法的势力却异常强大，因此火车撞死人最多赔300元，而航空公司丢失乘客物品只能论斤赔。

　　一个异常的现象是，我们所谓“法治的代价”常常都是由弱者来承担的，这正是“法治的代价”发生异化的显著表现。社会的同情机制和道德机制，与法律机制常常不能合拍；“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常常被作为时评标题——“法治的代价”背后，我们必须警惕，法律条文表面平等可能对社会生活中实质不平等的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