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弊不是闯红灯免责的理由

　　独家视角

　　志灵

　　近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一个有关“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有调查显示，在德国，行人对马路口红灯的等待时间忍耐限度是60秒，英国则是45秒。中国

　　“红灯设置考验行人忍耐极限”，当这样的标题成为诸多媒体对最长红灯设置的报道时，对制度弊端的激愤之情油然而生。言下之意是，行人闯红灯并不是完全出于自己规则意识的匮乏，而是由于许多外在的制度弊端引起，所以不应当过分地苛责个人。但问题是，制度之弊真的就能成为免除个人责任的理由吗？

　　事实上，当我们的主流话语总是把社会文明的提升完全诉诸制度的设计时，已经是在制度就是完美无缺的假设前提下讨论问题的。可问题是，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完美制度的诉求都仅仅是理想，而是不可能的现实。无论怎样工于制度的设计，制度都难免存在漏洞，或者有力所难及的作用范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的公信力都是值得怀疑的。以闯红灯为例，红灯最长时间太长的制度之弊固然需要解决，但这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人们肆意闯红灯的借口。因为这本身不仅是现有法规制度对人们的一种必然的要求，也是人们自身文明素质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假如制度的弊端可以成为免除个人责任的理由，那么同样的逻辑推理下去，杀人的农民工、贪污的官员以及经常口出狂言的房地产商等形形色色的违法者，都可以以制度弊端拒绝承担个人责任的挡箭牌。这样一来，似乎“制度万恶，违法有理”就会成为最为冠冕堂皇的口号。不无遗憾的是，在近年来关于诸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制度崇拜论的泥淖里而难以自拔。

　　不管一种违法行为有着怎么样的理由和借口，它首先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违法者也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对制度弊端的反思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否则，从制度的弊端去为个人的违法行为寻找合理性基础就会成为常态，结果只能是在问题解决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而遮蔽事件最为本质的问题。

　　需不需要制度，这是一个伪问题；但该怎么样敬畏制度，这却是一个真问题。任何制度的生成以及威信的树立，无一不是有赖于参与其中的个体自觉遵守行为来实现。最让人担心的是，一旦以制度之弊作为践踏制度的理由成为公众习以为常的本能时，哪怕是越来越趋向于合理的制度，其迎来的命运不是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与遵守，而是更多的人肆无忌惮地习惯性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寻找合法性理由。

　　说到底，个体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对规则弊端的修正，是一个互为前提的关系，而不是势不两立的“水火不容”。正因为有苏格拉底以自己牺牲为代价，才换来希腊人对制度的敬畏之情，从而完成了希腊民主和法治的启蒙与建构———虽然苏格拉底为之而死的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让人难以容忍的弊端。因此，首先敬畏制度，然后才能修正制度的弊端，这才是我们面对制度应有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