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眼光看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前无古人，不仅任务艰巨，而且运作复杂。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就需要集思广益，听取各方意见。理论界对改革有不同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于当前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恐怕还是应有科学的认识。

　　关于市场取向改革：宏观调控不是否定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历史的必然。10多年前，邓小平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那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非常明显。旧体制运行了几十年，增速不低，但效益很差；而且，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按理讲，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不应该有重复建设，可那时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导致的浪费，却达到了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程度。

　　大凡过来之人，对计划经济的弊端都能记忆犹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计划经济总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务，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可为何一旦执行起来就乱了章法？多数的解释是，政府的计划手段不够先进（如缺乏高智能电脑)，信息反馈慢，计划没能赶上变化。这样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此见物不见人，未免有点肤浅。难道有了先进电脑，计划经济的弊端就能消除了？

　　恐怕未必。说到底，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原因还得从政府的“人”身上去找。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都是大义为公的。可布坎南说，政府只是个抽象概念，它最终要由人组成，因此，若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他还说，政府里的人，其实与常人没有分别，既不能超凡脱俗，也非无所不能。他们也有利己心，也会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把“经济人”引入政治学研究，布坎南首开先河。这一创举，不仅打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通道，也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让经济学对研究政府问题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运用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推断政府行为，我们就不难明白，计划经济为何会失败？同时也能理解，我国为何要选择市场经济。

　　1960年，布坎南出版了《公共财政》一书。他指出，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企业家不同。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而政府官员不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品，不仅难以盈利，就是赚了钱，官员也不能据为己有。因此，官员不会去关心政府盈利，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威信与权力。正因如此，受其“威信与权力”的驱使，官员通常会挖空心思、不计代价地去扩张财政预算。

　　布坎南的论述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但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若不带偏见，应当说布坎南的推断是对的。以往我国某些地方政府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跑部钱进”，其实都是很好的例子。“形象工程”，说穿了，是官员为升官创政绩；而“跑部钱进”，也是官员为了争取更高的威信与权力。俗话说，财大气粗。手里掌控的资金越多，权力也就越大。而麻烦在于，官员手里有了钱，就得找地方使，如此一来，盲目上马自难避免，重复建设想卡也卡不住。

　　要追问的是，下面官员往上跑，为何还真能如愿以偿？科尔内说是由于“预算软约束”。而我的看法，是因为上头的官员也是“经济人”。若上头官员秉公办事，也不至于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钱是国家的，下面的人也是为地方，这样钱给谁都一样，是赚是赔，对审批者个人无关痛痒。要是有人得了好处，那更是肆无忌惮，明知不该给的钱，也可能大笔一挥，把损失推给国家去承担。

　　计划经济对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原因大抵如此。

　　回头再说市场化改革。我国为何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资源要由市场配置，而且投资者须自负盈亏。这样，不仅能减低投资的盲目性，而且还可大大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这个结论，同样可由“最大化原理”推出。经济学讲最大化，是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成本一定，收益越大越好；收益一定，成本越低越好。

　　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花钱办事，一定有4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显然，第一种类型是市场经济；第四种类型，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

　　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告别那种“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的计划经济。当然，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不意味市场经济就万能。经济学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品以及存在外部效应，市场也会失灵，所以，政府对经济实施调控总是必要的。但要明白的是，政府调控不是搞计划经济。西方国家的政府调控司空见惯，可我们不能说人家也搞计划经济吧？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再有，我们摒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关于效率与公平：公平失衡不是效率之错

　　效率与公平，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两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冲突。人们将它们对立并笔战不休，多半是出于误解，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因为问题不存在，“敌人”是假想的，所以从理论方面看，这种争论的意义几近于零。就如同讨论大米与布匹哪个更重要，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就是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

　　说争论起于误解，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区分效率与公平各自管辖的范围。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说企业分配要讲效率，社会分配要讲公平。企业分配是初次分配，社会分配是再分配，所以在分配次序上，效率要放在公平的前面。这样看，所谓效率优先，绝无贬低或轻视公平之意。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井水河水，泾渭分明，怎么可能产生矛盾呢？

　　认为效率与公平有矛盾，确实是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了。而且多数的情况，是把公平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考虑，许多争论也由此而生。实际上，企业分配是不必照顾公平的，公平是政府的事。企业分配只需追求效率，力争把蛋糕做大，这样，政府才能多收税，才有财力惠及低收入者而实现高水平的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也是前提。

　　进一步说，效率优先，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要交换，就得保护私产；若保护了私产，企业内部分配就得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推理不复杂，不过为便于理解，还是分层来说。

　　第一，交换经济必须保护私产。马克思说过，市场交换产生于两个前提：一是分工；二是保护私产。封建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没有分工，当然无需交换。但有了分工，若不保护私产，也不会有交换。私产不保护，意味着抢劫不违法，倘如此，结果一定是弱肉强食，盗匪横行。这样的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是强盗经济。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就是例子。

　　第二，国家立法保护了私产，则分工引发的交换，必定是等价交换。所谓等价，是指交易主体地位平等，买卖自由。在私产得以保护的条件下，任何人不得巧取豪夺，不得强买强卖。一切交易，均须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进行。

　　第三，若将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导入企业，那么，企业分配就必须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奉行等价交换原则，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举个例子，假定有3个人，他们分别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所有者。经过协商，他们都同意把各自的资本、土地、劳力拿出来合作，结果一年下来收入了1000万。那么，这1000万怎么分配呢？按照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原则，当然应该利益共享：资本得利润；土地得租金；劳动得工资。否则，令任何一方不参与分配，都是对私产的侵犯与对等价交换的违背。

　　百多年前，经济学家帕雷托就提出了分配的最优状态标准，其核心意思与中国的一句俗语“各得其所”不谋而合。即是说，当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时，就是分配的最优状态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无疑符合帕雷托所说的最优状态，经济学讲效率优先，指的也是这个状态。

　　至此，说清了企业分配为何要追求效率。现在再说政府。由政府操作的社会再分配，重点应追求公平。政府与企业不同，政府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的稳定。要保持稳定，就得调节收入差距。睁眼看世界，当今发达国家，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不重视扶贫的？他们通过累进所得税，从富人手里征税，再转移支付给穷人。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动荡。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追求公平还有一层原因，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证明，1元钱分别给富人与穷人，效用是不同的。由于边际效用递减，1元钱对穷人的效用，往往要高过富人。区区1元钱，富人或许不屑一顾，而穷人有了这1元，却可免受饥饿之苦。于是庇古推论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收入的均等化。

　　尽管有人不赞成庇古，但笔者认为，适当调节贫富差距，富人不会因此变穷，而穷人却可以增益。无论如何，这也是个改进公平的可取之法。不过要指出的是，调节贫富差距，不等于劫富济贫，政府要调控有度，不能助长仇富心理。共同富裕是目标，但不可能齐步走，必须有人先富，有人后富。富不是坏事，只要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谁先富，政府都应当鼓励。

　　再强调一点。时下社会公平存在诸多不足，并非是重视效率造成的，而是以往社会再分配的思路出了偏差。比如，过去的财政定位，一直是生产性的。生产性投资过多，扶贫性投入偏少；城市投资过多，农村投入偏少。如此形成的社保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绝不是追求效率之错。若把矛头指向效率，恐怕是板子打错了地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王东京

　　中国经济改革前无古人，不仅任务艰巨，而且运作复杂。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就需要集思广益，听取各方意见。理论界对改革有不同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于当前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恐怕还是应有科学的认识。

　　关于市场取向改革：宏观调控不是否定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历史的必然。10多年前，邓小平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那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非常明显。旧体制运行了几十年，增速不低，但效益很差；而且，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按理讲，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不应该有重复建设，可那时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导致的浪费，却达到了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程度。

　　大凡过来之人，对计划经济的弊端都能记忆犹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计划经济总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务，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可为何一旦执行起来就乱了章法？多数的解释是，政府的计划手段不够先进（如缺乏高智能电脑)，信息反馈慢，计划没能赶上变化。这样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此见物不见人，未免有点肤浅。难道有了先进电脑，计划经济的弊端就能消除了？

　　恐怕未必。说到底，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原因还得从政府的“人”身上去找。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都是大义为公的。可布坎南说，政府只是个抽象概念，它最终要由人组成，因此，若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他还说，政府里的人，其实与常人没有分别，既不能超凡脱俗，也非无所不能。他们也有利己心，也会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把“经济人”引入政治学研究，布坎南首开先河。这一创举，不仅打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通道，也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让经济学对研究政府问题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运用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推断政府行为，我们就不难明白，计划经济为何会失败？同时也能理解，我国为何要选择市场经济。

　　1960年，布坎南出版了《公共财政》一书。他指出，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企业家不同。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而政府官员不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品，不仅难以盈利，就是赚了钱，官员也不能据为己有。因此，官员不会去关心政府盈利，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威信与权力。正因如此，受其“威信与权力”的驱使，官员通常会挖空心思、不计代价地去扩张财政预算。

　　布坎南的论述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但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若不带偏见，应当说布坎南的推断是对的。以往我国某些地方政府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跑部钱进”，其实都是很好的例子。“形象工程”，说穿了，是官员为升官创政绩；而“跑部钱进”，也是官员为了争取更高的威信与权力。俗话说，财大气粗。手里掌控的资金越多，权力也就越大。而麻烦在于，官员手里有了钱，就得找地方使，如此一来，盲目上马自难避免，重复建设想卡也卡不住。

　　要追问的是，下面官员往上跑，为何还真能如愿以偿？科尔内说是由于“预算软约束”。而我的看法，是因为上头的官员也是“经济人”。若上头官员秉公办事，也不至于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钱是国家的，下面的人也是为地方，这样钱给谁都一样，是赚是赔，对审批者个人无关痛痒。要是有人得了好处，那更是肆无忌惮，明知不该给的钱，也可能大笔一挥，把损失推给国家去承担。

　　计划经济对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原因大抵如此。

　　回头再说市场化改革。我国为何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资源要由市场配置，而且投资者须自负盈亏。这样，不仅能减低投资的盲目性，而且还可大大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这个结论，同样可由“最大化原理”推出。经济学讲最大化，是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成本一定，收益越大越好；收益一定，成本越低越好。

　　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花钱办事，一定有4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显然，第一种类型是市场经济；第四种类型，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

　　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告别那种“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的计划经济。当然，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不意味市场经济就万能。经济学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品以及存在外部效应，市场也会失灵，所以，政府对经济实施调控总是必要的。但要明白的是，政府调控不是搞计划经济。西方国家的政府调控司空见惯，可我们不能说人家也搞计划经济吧？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再有，我们摒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关于效率与公平：公平失衡不是效率之错

　　效率与公平，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两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冲突。人们将它们对立并笔战不休，多半是出于误解，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因为问题不存在，“敌人”是假想的，所以从理论方面看，这种争论的意义几近于零。就如同讨论大米与布匹哪个更重要，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就是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

　　说争论起于误解，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区分效率与公平各自管辖的范围。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说企业分配要讲效率，社会分配要讲公平。企业分配是初次分配，社会分配是再分配，所以在分配次序上，效率要放在公平的前面。这样看，所谓效率优先，绝无贬低或轻视公平之意。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井水河水，泾渭分明，怎么可能产生矛盾呢？

　　认为效率与公平有矛盾，确实是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了。而且多数的情况，是把公平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考虑，许多争论也由此而生。实际上，企业分配是不必照顾公平的，公平是政府的事。企业分配只需追求效率，力争把蛋糕做大，这样，政府才能多收税，才有财力惠及低收入者而实现高水平的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也是前提。

　　进一步说，效率优先，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要交换，就得保护私产；若保护了私产，企业内部分配就得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推理不复杂，不过为便于理解，还是分层来说。

　　第一，交换经济必须保护私产。马克思说过，市场交换产生于两个前提：一是分工；二是保护私产。封建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没有分工，当然无需交换。但有了分工，若不保护私产，也不会有交换。私产不保护，意味着抢劫不违法，倘如此，结果一定是弱肉强食，盗匪横行。这样的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是强盗经济。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就是例子。

　　第二，国家立法保护了私产，则分工引发的交换，必定是等价交换。所谓等价，是指交易主体地位平等，买卖自由。在私产得以保护的条件下，任何人不得巧取豪夺，不得强买强卖。一切交易，均须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进行。

　　第三，若将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导入企业，那么，企业分配就必须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奉行等价交换原则，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举个例子，假定有3个人，他们分别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所有者。经过协商，他们都同意把各自的资本、土地、劳力拿出来合作，结果一年下来收入了1000万。那么，这1000万怎么分配呢？按照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原则，当然应该利益共享：资本得利润；土地得租金；劳动得工资。否则，令任何一方不参与分配，都是对私产的侵犯与对等价交换的违背。

　　百多年前，经济学家帕雷托就提出了分配的最优状态标准，其核心意思与中国的一句俗语“各得其所”不谋而合。即是说，当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时，就是分配的最优状态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无疑符合帕雷托所说的最优状态，经济学讲效率优先，指的也是这个状态。

　　至此，说清了企业分配为何要追求效率。现在再说政府。由政府操作的社会再分配，重点应追求公平。政府与企业不同，政府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的稳定。要保持稳定，就得调节收入差距。睁眼看世界，当今发达国家，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不重视扶贫的？他们通过累进所得税，从富人手里征税，再转移支付给穷人。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动荡。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追求公平还有一层原因，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证明，1元钱分别给富人与穷人，效用是不同的。由于边际效用递减，1元钱对穷人的效用，往往要高过富人。区区1元钱，富人或许不屑一顾，而穷人有了这1元，却可免受饥饿之苦。于是庇古推论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收入的均等化。

　　尽管有人不赞成庇古，但笔者认为，适当调节贫富差距，富人不会因此变穷，而穷人却可以增益。无论如何，这也是个改进公平的可取之法。不过要指出的是，调节贫富差距，不等于劫富济贫，政府要调控有度，不能助长仇富心理。共同富裕是目标，但不可能齐步走，必须有人先富，有人后富。富不是坏事，只要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谁先富，政府都应当鼓励。

　　再强调一点。时下社会公平存在诸多不足，并非是重视效率造成的，而是以往社会再分配的思路出了偏差。比如，过去的财政定位，一直是生产性的。生产性投资过多，扶贫性投入偏少；城市投资过多，农村投入偏少。如此形成的社保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绝不是追求效率之错。若把矛头指向效率，恐怕是板子打错了地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