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不一定等同于“威胁”

　　直言

　　何三畏

　　5月2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议了《北京市信访条例(修订草案)》，草案确认“方便信访人”是信访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规定了十种行为将被严厉禁止

　　我相信，草案的所有规定，都应该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出于法理上的融通自洽。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某官员说，现在“信访诉求形式激烈，信访中过激行为时有发生。”这就说明为了使信访工作者的工作不致于失范，由人大出台一个规定，是有必要的。

　　而把信访中的“自杀、自伤、自残”列为“过激行为”，大致是不错的，但是，把它与条例中所列非法聚集、滋事等其他“过激行为”并列一类，统称为“威胁”行为，我认为不利于解决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更加过激的行为。

　　我们不妨把它们看成两类行为。事实也很明显，非法聚集、滋事等无疑会对“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周边公共场所”构成“威胁”，而自杀，作为一种自我伤害行为，要慎重用“威胁”此类字眼。这里我们必须把握几个基本判断:第一，它主要到底是对国家的威胁，还是“对自杀者的威胁”？我们要知道，自杀行为一旦实施，对上访者本人的人生是毁灭性的。

　　第二，它主要是一种“口头威胁”，还是一种自杀行为的表现。当然存在“威胁自杀”却并没有达到死亡后果的现象。无论是因为自杀行为被干预成功，还是原本不打算自杀，纯粹只是“威胁”，我想，从生命权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事实上，的确有人因为信访不成功而“成功”地自杀了。

　　这么说吧，无论从“威胁自杀”到实施自杀成功的比例有多么低，哪怕只有一例，都不能说定性为“威胁”政府机关。这于天理人性都是说不过去的。从实际效果来说，对“极个别”真正起意自杀的上访者，你预先判定他是在“威胁”国家机关，这无异于在悬崖上推人一把，使当事人下决心，迈出告别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的最后一步。再放眼看看世界，只听说过有干预自杀的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尚不闻把在某个特定场所表示要自杀的人，一律斥之为“威胁”之先例。

　　第三，依常识判断，一个人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如果不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什么要跑到信访部门前去“威胁自杀”呢？如果是精神的问题，自然不属于威胁政府，应该受到人性的关照；如果是遇到了困难，只是以此要挟信访部门，这对公众生活和社会治安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我们也应该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和适当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