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应把城市建绿纳入政府工程采购

　　城市的道路挖了又修，修了又挖。广场上的草坪铲了再种，种了再铲，这些城市里司空见惯的事，虽然民怨沸腾，但当政者仍然以公共建设的名义不改初衷。甚至在不同的时期，用最新最响亮的口号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如最近被建设部叫停的城市大兴古树名木问题，就是以绿化城市这个谁都不能反对的名义进行的。

　　贵阳市昨天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原因是该市引进的树木大量死亡。

　　而在此前，国家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已经有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称2000年至2001年，当地高价移栽的大树绝大部分没有成活，像50万买的小叶榕树、几百万买的几百棵樟树都已死亡。但这份调查报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些年，贵阳市的相关单位不仅从农村移栽大树，而且还把一些原产地国外的热带树木也移栽到了城里。

　　这就有点奇怪了。但凡中央部委提出整改意见，而且是包括监察部在内的三个重量级部委的联合调查，一般来说理应得到地方的充分重视。但事实是，贵阳市的领导们仍然我行我素，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其中有更大的猫腻。

　　城市高价买树，其实是一项经济行为，央视的报道说，两棵银杏从农村买出来的时候价格三万多元。南明区旧城改造指挥部的有关工作人员却说，购买时花了几十万元。而根据2003年初，贵州省《政协报》和当地一些媒体的报道，这两棵银杏树最后的售价是120万元。

　　这些树木的采购应该是贵阳市当局直接购买的吧，那么中间巨额差价到哪去了？如果是通过中间商买的，我们也要质疑政府为何要舍近求远，绕个弯子而不是直接购买，政府要买棵树难道还怕找不到地方？如果中间的差价被中间商赚走，我们应该彻查中间商与当局的关系。

　　城建领域是中国商业贿赂的高发地带，一些地方之所以顾中央部委的调查，我行我素，继续推进高价买绿工程，而不愿花小钱去栽树，这其中的利益链条，值得我们思索城建领域的各个环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前些年政府热衷于种草而不是种树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种树几乎无利可图，而且一次种树，十几年便再也没有工程的机会。而如果种草坪，买草本身就利润丰厚，再加上每年的养护费用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使主事者靠一块草坪每年都有进项。

　　此奥秘后被揭穿，加上专家们认为草坪对城市降温等生态要求的效果几乎为零，而树林则有非常好的生态功能，于是当政者不得不放弃草坪而就树林。

　　贵阳此举，可以说是在城市种树中发现的新财路：种普通的乡土树种，不仅长得慢，影响立竿见影的政绩，而且几乎没有利润空间。而引进古树名木，面子上又好看，又有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操作空间。

　　包括绿化在内的公共建设实际是一顶政府采购行为，它和纳入政府采购法的用于政府办公的设备不同，是一项公共工程采购行为。从理论上说，它也应该纳入政府采购行为。但事实上是，政府花很大力气通过政府公开采购买进不值钱的办公用品，却将动辄几百万的工程项目通过暗箱操作买了下来。

　　而且，买绿的预算应该得到人大批准后实施。但由于目前我们体制是，人大主任由普遍市委书记兼任，因此市委作出的决定，一般都能在人大获得通过，这样，一个地方政策的对错，均系于市委书记一人。因此，人大的预算审查等法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一元化领导的一个后果是，权力集中于一个机构一人之手，没有任何制约。

　　贵阳市如此作为得不到地方权力机构的制衡，正是这种体制缺陷的病情。而由于这其中的利益关系，当政者当然选择把公共工程置于政府采购法等法律监督之外，以获得更加自由的裁量权。这便使得整个城建处于失控状态，成了名符其实的首长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