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瞒报”何以成为“公开的秘密”

　　作者：张贵峰（个人文集）

　　近来，有关“瞒报”的新闻可谓“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这不，轰动一时的山西左云5?18特大矿难瞒报事件，尚未调查、处理完毕，另外两起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发生的“瞒报”性质的新闻又扑面而来——

　　据5月29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平利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衍平两年多时间弄虚作假，有意瞒报交通事故420多起，瞒报死亡人数52人……对此，陈衍称“这是交警系统内部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同日的《现代快报》则披露：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发现齐二药生产的假亮菌甲素针剂1万支，约有113名病人使用了该药，其中两人已死亡；而在此前，当地药监局部门曾信誓旦旦：“经过10天调查……宿迁市区医院没有使用该药品，各大药店也未发现该药。”

　　如果说，煤矿生产领域内的事故瞒报，因为此前发生的太多，加之煤矿治理的特殊性，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不感意外了的话，那么，交警瞒报交通事故，药监局漏报、瞒报假药，则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惶恐不安了——在公共行政领域，还有多少部门在瞒报、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瞒报的？而“瞒报”频仍、有恃无恐到成为“内部公开的秘密”的地步，究竟说明了什么？

　　当然，从表面上看，管理部门所以对瞒报“乐此不疲”，在于管理部门与被管理对象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联，如官商勾结、政绩形象等等，所谓“不这样做（瞒报）过不了关，影响年终考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多了，影响当地政府形象”；但如果深究下去，又会发现事情其实不止于此，道理很明显：利益关联产生的只是“瞒报”的内在冲动——权力天生就有滥用、自利的倾向，这不足为怪，并不必然导致“瞒报”成为现实的可能，而要实现这种可能，至少还须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支持”：如权力运行对权利的封闭不透明，公众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等。

　　试想一下，如果平利县公众对交通事故的状况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即，如果当地交警部门不仅要向上级“上报”，更要向当地公众“下报”交通事故状况，并且交警部门的政绩“考评”、是否“优秀”，不仅由上级说了算，更要群众来定夺，那么，交警纵然内心想瞒报，但实际上能瞒得住，并敢于去瞒吗？同样，如果不是宿迁市公众对药品的使用状况（如招标中标状况），缺乏起码的知情、监督权，在已有上百名患者使用假药，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当地药监局部门敢敷衍塞责、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由此可见，“瞒报”之所以最终能从一种滥权冲动演化为一种滥权现实，与其说“容易滥用”的权力天性使然，不如说是权力规制环境欠缺的必然——权力滥用太容易、成本太低了，换言之，“瞒报”频仍背后折射的实际上是权利的贫困——公众对于权力知情并给予监督制约的途径、能力太贫困、太匮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权利贫困的领域有多宽，诸如瞒报之类的滥权领域就有多宽，一句话，凡是监督阳光照耀不到权利贫困之地，必然是瞒报（腐败）富裕、茂盛的“乐土”。

　　审稿：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