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术造假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前不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及处理，其中被通报的20个涉嫌学术造假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此次被NSFC定义为学术造假的有两类情形：一是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二是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此外，今年各大高校也处理和公布了几起触目惊心的学术造假事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说：“学术造假的目的都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通过申请获得NSFC的资金资助。”一些通过造假而获取科研经费进而获得职称、职务、荣誉的人，其所得的经费和待遇来自于国家和人民，其行为的本质与贪污受贿、骗取国家财产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对学术造假等学术腐败行为的治理行为，不同于私营企业的内部管理，也不同于学术界内部的学术自由和学术争鸣，它应当是保障国家学术资源的公平、公正的分配，防止国家财产浪费、流失的一种政府行为；同时，对其处理也不能只是单位内部的处分了事，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在韩国的黄禹锡造假事件中，除了首尔大学的处罚以外，韩国政府也在2006年1月11日宣布，鉴于黄禹锡论文造假，决定取消他“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一切公职。然而，黄禹锡面临的远远不止这种道义上和人事管理上的责罚。检察机关的调查将着重于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如何伪造论文，以及如何获取并使用国家提供的科研资金。如果黄禹锡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名成立，他将面临至多10年监禁及2000万韩元，约合200万美元的罚款。对黄禹锡的行为，既有行政处罚，也有刑事处罚；不但有学界同行的道德谴责和人事制度上的处理，还需要政府对其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民间机构和广大公众对学术腐败穷追猛打，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简报“并没有公开涉嫌学术造假案例的真实身份，只公开了一些造假细节”；更有甚者，政府对民间机构和新闻媒体揭发的学术腐败行为不闻不问，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渎职。为什么不能公开身份，动机也许非常复杂，但从其效果来看，也说明政府对学术造假者没有也不打算追究法律责任，因为无论是从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的基本原则来看，都应当是公开的。从目前对学术造假行为被发现后“追缴相应的拨款和经费”的处理来看，其性质是违背立项合同后的一种民事上的违约责任追究。除此之外，国家主管机关还为他们遮丑，基本的学术道德谴责都难以体现；更遑论行政和刑事责任。

　　学术造假中的责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机关的失职的责任；二是造假者自身的责任。

　　对监管失职的行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有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了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等各级学术经费管理机构的性质都是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发放的科研经费都负有监管责任。监管不力，“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但是，过去的实践证明，这一责任在学术管理领域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我们至今还没有依照这一刑事法律追究渎职责任的先例。

　　对学术造假行为本身，除了各单位内部的处分规定以外，暂时还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从行政处罚来看，我国根本没有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处理可以依据的法规。从刑事处罚来看，一般公民骗取国家财产可以构成诈骗罪；对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家财产可以构成犯罪的情况，只规定了贪污罪。但是，前述两个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学术造假行为中骗取拨款和经费并非用于据为己有，而往往是用于制造虚假的所谓学术成果，骗取个人经济利益、学术地位和职务职称，不符合前述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依据现行法律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骗取科研资金的刑事责任，在刑法上通过立法确立类似于韩国立法先例的“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已经迫不及待。

　　最近，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以“在申请清华大学职位、职务以及在个人网页中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的材料存在严重不实”为由，解除与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的聘用合同，但这仅仅是单位内部的一种解聘处理，政府没有任何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行为。此后发生的几起学术造假事件中，也没有要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的迹象。而行政处罚的实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介入，既需要依据现有法律依法办事的决心，也需要法律依据的完善。触目惊心的学术造假事件为立法和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