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相逼”要追责于法无据

　　魏文彪

　　5月2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北京市信访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一审。今后，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有望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另外，信访人以自杀相威胁的要负法律责任。（据5月26日《京华时报》报道）

　　一般来讲，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想到上访的，他们希望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无论其动机还是目的都是纯正的。要不是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拖拉、不作为，没有人愿意动不动就说要自杀，除非此人精神不正常。

　　当然，以自杀相威胁这种行为是很不理智的，我们绝不提倡，但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信访人有自杀行为的就应承担法律责任。一个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必定是他的行为已侵犯他人权益或损害公共利益。显然，信访人自杀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实际上，这种行为属于“不提倡但未违法”，就好比酗酒，尽管这种喜好伤害自己身体，也有可能导致扰乱社会秩序，但只要当事人没有在酗酒后做出侵犯他人权益的事情，就不应当仅因酗酒受到法律惩处，而应受到批评教育。

　　也许，这一规定的理由是，信访人自杀是对接访及处置信访问题的工作人员的一种要挟，因而会扰乱接访工作的正常进行，会对他人及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当然，如果信访人自杀真的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将其绳之以法并非不可以，但问题是信访人“以自杀相威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信访人“行凶”的行为对象是其自身，而非处理信访问题的工作人员，因而对后者不具有强制力，所以这与用凶器进行直接威胁有实质性区别。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要挟”并不具有能够得逞的可能性，在信访工作人员对问题的处置确无错漏的情形下，如果信访人自杀，工作人员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既如此，信访人“以自杀相威胁”就属于不确定的判断，对不确定的判断规定法律处罚无疑不合适。

　　《北京市信访条例（修订草案）》属于地方立法性质。地方立法可以对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以增强执法的可操作性，但地方立法不能超越现行法律框架，对公民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否则便有“侵吞”公民权利，擅自扩大政府与司法部门权限之嫌。

　　笔者认为，对上访过程中涉嫌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固然应予打击，但减少信访数量的根本还在于约束地方干部的行为，力促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简单地扩大对于信访人的法律打击空间，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