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周总理　那时要偷偷地_新闻中心

悼周总理　那时要偷偷地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30日09:32 南方新闻网

悼周总理那时要偷偷地　　广东省委机关顶着禁令举行追悼会，农讲所成广州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中心会场　　广州1976口述史[06] 　　讲述背景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去世，享年78岁。　　1976年1月13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不要派人来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但是广州的干部群众还是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悼念活动。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以下记载：“他(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近期将推出“长堤大火”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栏目顾问：　　陈登贵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所长、现任业务指导　　黄穗生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　　叶文益省委党史研究处副主任、研究员　　■档案解密　　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应予以支持，不要干预。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1976年1月10日(电话通知) 　　一月十五日北京将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的追悼大会。这一天，在广州地区的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可就地分别举行悼念活动。悼念活动的地点挂周恩来同志的遗像，但不设灵堂。悼念时，向周恩来同志遗像默哀，放哀乐，宣读讣告。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1976年1月11日(电话通知) 　　要按照中央指示办，各省、市、自治区不要派人来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如群众自发组织的各种追悼会，可做好说服工作，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来悼念周总理。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1976年1月13日(电话通知) 　　省委原定在省委大院和原生产组大院举行的悼念活动，已决定不举行。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1976年1月14日(电话通知)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三个通知自相矛盾　　讲述人：关相生　　男，82岁。1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延安。1976年担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旁白：关相生的家在新河浦三横路。在他卧室的办公桌上，挂着一帧周总理的照片。关相生说，这帧照片历经四次搬家一直放在他的卧室里。他这一辈子接待过许多国家领导人，但是最崇敬的，还是周总理。) 　　消息公开前已知总理去世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逝世。当时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总理去世的消息前，我已经知道这个噩耗——北京方面给省里下了通知，叫我们注意通知群众收听广播。　　省委机关和中央办公厅一直保持着联系。总理走之前，我从几个渠道，或多或少知道了总理生病的情况，他已经带病工作很长时间了，太劳累了。他老人家一下子突然走了，我很震惊、很伤心……(叹气) 　　周总理来广州我参与接待　　从1950年至总理去世前，他来过广东25次。其中文革期间，从1966年8月到1973年8月，总理来过广州8次。解放后，总理来广州，大多数我都参与接待；我去北京开会，也见到过总理很多次，我还在总理家里吃过饭呢。　　1959年1月，总理来广州。他与邓大姐找了我和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说打算第二天早晨邀请几位省市负责人到太平馆饮茶，并交代一定要上石岐乳鸽、蛋挞等，还要将座位摆成马蹄形。第二天，陶铸(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陈郁(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光(时任广州市长)、曾志(陶铸夫人)等十几个人到达太平馆。总理等大家坐定，站起来笑着说：“三十多年前，我和小超在广州结婚，张申府(注：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先生在这家餐馆宴请我们。今天按当年的样子请大家一块儿来喝茶。”陶铸等才恍然大悟。那一次是总理掏钱请客，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记得，他的秘书吃完饭后就去付账。　　过了两个月后，北京举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和接待工作会议。广州市长朱光、省外办主任任泊生、省政府副秘书长侯甸，加上我，四个人去了。会议期间，总理就把我们专门请到家里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到总理家，总理亲自给我们敬酒，我们都不好意思了。(笑) 　　1967年我受审查，靠边站，在干校劳动，到1973年1月才恢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文革期间，总理到广州，我都没有接待过他。　　三个不一样的通知　　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从上到下，震动非常大。省委常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怎么贯彻中央精神。省委办公厅根据省委的决定，也紧张地筹备搞悼念活动。　　(旁白：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1月10日、11日向周恩来同志遗体告别。12日、13日、14日举行吊唁仪式。十五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摘自新华社报道) 　　10号省委办公厅发出这份电话通知说：“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应予以支持，不要干预”。　　11号的通知又说：“悼念活动的地点挂周恩来同志的遗像，但不设灵堂”。　　13号，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给省委办公厅发通知说“各省、市、自治区不要派人来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　　到了14号凌晨，又接到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各地不准开追悼会的通知。之后，省委取消了原定在省委大院和原生产组大院举行的悼念活动。　　为什么这些通知的内容会变来变去？这是“四人帮”搞的鬼！在北京举行总理追悼大会的决定通过后，“四人帮”后来又说，中央开，地方不让开，接着发了很多通知来限制下面悼念总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省委发来了通知，王洪文办公室也发了一个来，还有一个总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三个办公室，三个通知都不完全一样。　　中央办公厅和治丧办公室都是发文件通知，或者是电报、电话，王洪文办公室是电话通知。开始，省委常委讨论决定，按照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筹备举行总理的悼念活动。　　最后，王洪文办公室又下了不准开追悼会、不准设灵堂等几条指示。到底听谁的？王洪文摆出“接班人”的架子，他的通知，省委也不得不考虑。　　这几个不准，在省委机关内部，大家意见很大，都很不服，很气愤！　　禁令下举行追悼会　　14号，省委决定，取消原定的悼念活动。但是1月15日，省委机关一千多个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在省委礼堂(注：在省委办公厅的旧礼堂，现在的四号楼)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省委常委知道，但没有参加。　　我和另一个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左本彬，一起主持追悼会，我负责主持，左本彬负责宣读总理悼词。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戴着小白花、戴着黑纱，在哀乐声中，向总理遗像默哀、三鞠躬。那天，很多人哭了。　　1月份广州天气比较冷，大家心情更加压抑。“四人帮”不让我们搞悼念活动，我们偏偏要开。真的追查下来，我们也不怕！　　北京发生“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在广州，那时不能随便跑。北京的情况，通过公安系统向省委通报了，省委办公厅也知道北京发生的事。上头还交代广东不能乱。　　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广州这边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但是不能参与。否则，“四人帮”就要抓辫子。抓辫子抓到下面，就要去查“幕后黑手”。“四五”运动时，从全国来看，广州比较稳一点。　　大悲大喜的1976年　　1976年，真是难忘的一年，大悲大喜。先是大悲，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谁不难过？　　总理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要走向何方，很迷茫。因为“四人帮”猖狂的时候，只有周总理能在那儿掌握国家大局，毛主席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很多事他不知道。周总理一走，我们感觉大厦要塌了。大厦塌了，我们下面的人能活得了吗？老百姓心里很苦啊。(说着老泪纵横)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这一年，看着几个老战友一个个死的死，病的病，靠边站的靠边站。我们干了那么久的革命，却给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能甘心吗？！“四人帮”再不垮台，我们能不着急吗？对“四人帮”很恨啊！　　到了年底，“四人帮”被粉碎，国家终于有希望了，这是大喜！这喜，不光是我个人的，也是整个国家的。　　记录人：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刘淑芬程建兰　　豁出去写墙报纪念总理　　讲述人：邝柏辉　　71岁，从化市公安局退休干部、一级警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从化温泉为20多位国家领导人担任过警卫工作。　　邝柏辉：1959年1月12日下午，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总理离开温泉去广州，他穿着黑色大衣从温泉翠溪宾馆走出来时，我和另外一名警卫正在路边守卫，与总理一行相距大约有十几米远，中间还隔着一大片草地。没想到，总理特意跨过草地来和我握手，说“你们辛苦了！”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木讷地回了一句：“首长好！再见！”连“谢谢总理”都忘了说。　　1959年1月，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到温泉公社视察。在公社幼儿园，总理问得很详细，包括孩子每天怎么洗澡。阿姨说，幼儿园没有足够的热水，要每天到温泉宾馆担热水。总理进一步了解，发现当地村民也都是这么做的。他立即建议温泉宾馆等单位帮助村民建冲凉房。总理还带头捐了200元，邓大姐也捐了100元。不久，就在大围村建成了一间100平方米的冲凉房，装上冷热水管，其中五六间还是幼儿园专用的。　　直到1976年，那间冲凉房还在使用，温泉人为此时常感念总理，可是总理却逝世了。但是，那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却不能举行悼念活动。对于这样的指示，我实在无法理解，但也没有办法。　　1977年元旦后，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是对“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形势并未完全缓和。不过，对这些我都不管了，无论如何都要搞点纪念活动。我一个人打草稿、买纸张、书写、张贴。1977年1月8日一早，我找来梯子，将连夜写好的文章贴在县委的墙上，差不多占了整整一面墙。贴完后，有很多人过来围观、议论纷纷。我也不管，不去听他们说什么，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怀念。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实习生何颖妍　　收尽羊城鲜花送总理最后一程　　讲述人：林耀辉，男，72岁，1976年任广州市花木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　　讲述人：李启坤，男，78岁，1976年任广州市花木公司批发部主任　　讲述人：陈润辉，男，61岁，1976年任广州市花木公司批发部青年队班长　　(旁白：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溘然长逝，灵前怎能没有鲜花？奈何京城正是天寒地冻，春色难觅。于是，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南国求助。广州市花木公司的工人二话不说，立即分散到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搜集鲜花。三十年后，为总理灵前鲜花奔波的老人们说起往事，仍唏嘘不已。) 　　跑遍珠三角收集十万枝鲜花　　林耀辉：1976年1月8日下午，广州市园林局突然打电话来让我过去，说有重要任务交代。我匆忙赶去后，局领导沉痛地说，总理上午过世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不相信，总理这么好，怎么会说走就走呢？(虽然过了三十多年，言及此处，林耀辉还是眼圈一红，泪光闪烁) 　　随后，局领导说，刚刚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说总理灵前不能缺少鲜花，但北京正是冰天雪地，只好向广州求助。根据领导安排，我们花木公司要承担的任务有两部分：绝大部分鲜花送到北京总理追悼会现场，另外，还要为广州本地军区、政府等主要部门准备悼念的鲜花、花圈。总共大约需要鲜花数十万枝。　　几天之内准备这么多鲜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来是冬天，即便在广州，也不是鲜花生长的旺季；更主要的是，当时是计划经济，从年初开始，所生产的鲜花数量、供应部门，早就敲定，我们公司当时鲜花存量加起来大概也就一万多枝；再者，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养花逗鸟被当成“封资修”，那时广州一年卖的花还没现在一天多。　　我回到公司后，马上召集各部门负责人，要他们立即到各处收集鲜花。只说是政治任务，并没有说总理去世的消息。　　会踩单车的都出去找花　　李启坤：我们批发部有二十几个人参与进来。我给大家分了工，会骑自行车的都出去找花去。剩下的人留在单位负责保养、整理收回的鲜花。　　那时，广州鲜花并不多。因此，收集鲜花的范围实际上放大到了整个珠三角：番禺、芳村、花县、增城、最远到了中山古镇。公司没有运输汽车，只有几部摩托三轮。所以，大部分工人都是骑自行车出去，只有到最远的地方才动用三轮摩托。要采花朵最大的玫瑰　　陈润辉：一开始大家只知道是紧急政治任务，但是第二天，从广播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时，就都明白了。我和两个同志负责收集菊花和玫瑰，别的同事负责收集龙柏等木质花木。　　我去的地方主要是南海、芳村、花县等地，挨家挨户地问花农和生产队。当时，花田分散，相互隔得很远，有时得骑一个小时自行车才能到达下雨天，路又窄又不平，要淋着雨推着走。　　我们几乎是见花都要，私人家里种的两盆三盆的也收。收到后就绑在自行车上，运回批发部。遇到种花多的农户或生产队，就将花集中在田地里，用汽车运。　　在花县花山公社一个生产队，干部不问价钱，不讲条件，立即带我们到玫瑰花地，并关照群众，送给总理，要先采摘花朵最大、最鲜艳的，不够再采其它的。　　公安“监督”花圈制作现场　　林耀辉：鲜花收集回来后，公司各个部门都在做整理包装工作。其中，在位于长堤的公司总部，主要是做大型的花圈、花篮，每个都有两米多高。根据工作量，需要投入一百多人。虽然时间紧急，根据上级要求，对于参与工人还得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　　一百多人在长堤总部没日没夜地加班时，公安和其他安全保卫部门的人在旁边“监督”，穿制服的、着便衣的，进进出出，具体意图也不明说，搞得非常神秘。一般工人并不知情，我们这些领导被事先打了招呼：花圈要送到北京或者广州军区的，因此，要防止阶级敌人潜入搞破坏，万一在花圈里藏个炸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邓大姐帮公司“批”吉普　　林耀辉：运送鲜花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八九天。保证在北京干燥严寒的天气下，鲜花常换常新。　　在总理追悼会开过不久，一位姓靳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到花木公司，转达了邓颖超的话。他说，邓大姐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他详细询问我们工作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回答说，这些花是工人们从珠三角各地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这位同志返京后没几天，我们公司就被批准进了一部北京吉普。那时，这些大件物资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必须要国家计委批准。我们后来得知，这是邓大姐接到靳同志的汇报，帮忙核批的。这部汽车一直到1995年我退休时还留在公司。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实习生陈淑仪　　“农讲所设有灵堂”悄然传开　　讲述人：李肇炘，男，56岁，1976年任农讲所陈列部工作人员　　讲述人：冯曼萍，女，53岁，1976年任农讲所接待班讲解员　　讲述人：江铁军，女，55岁，1976年任农讲所陈列部工作人员　　灵堂从接待室移到“旧址课堂” 　　李肇炘：周总理曾经当过农讲所的教员，挂在农讲所门顶牌匾上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几个字，是总理在1955年为农讲所纪念馆题写的。在开馆之后，根据接待记录，周恩来没有来过馆里参观。不过，农讲所的工作人员，对总理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很敬重总理。　　1月8日，农讲所的工作人员集中在馆里，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很悲痛。听完广播以后，很多人都哭了。不知是哪个工作人员说，“我们给周总理搭个灵堂，让大家来悼念周总理吧”。　　决定搞灵堂之后，大家就紧张忙碌起来，张罗着买黑布、白纸，扎花，晒照片…… 　　农讲所只有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做成遗像不合适。我们就在画册里找了一张周恩来的全身像，晒成对开报纸那么大。　　1月9日，我们在农讲所的接待室里摆了总理的灵堂。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我们都想把灵堂弄得尽量肃穆庄严。我把总理的遗像用黑花球围起来，再把馆里的两盆罗汉松放在总理像前，上面挂上标语“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仅过了一两天，农讲所给周总理开追悼会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外面。有观众来参观，听说我们这设了总理的灵堂，就纷纷走到总理遗像前鞠躬、默哀。接下来，不断有群众来农讲所吊唁总理，实在容纳不下。我们马上将旧址课堂清理整齐，灵堂的规模就更大了。　　吊唁群众中山四路排长龙　　冯曼萍：开追悼会时，我负责放哀乐。没有哀乐的带子，我就从广播上录。那时的录音机是老式的，放完一遍后要倒带，我一整天都在放哀乐，不停倒带。这不算什么辛苦。有几个同事负责把群众带到总理遗像前，然后说：“向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每天都要鞠几百个躬，没有听到谁喊腰酸背痛的。　　来吊唁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单位组织来的，也有很多群众是自发来的。前来吊唁的人，每天都在中山四路上排起了长龙，交警就在马路两边维持交通。　　江铁军：我们听说了上面要求不准搞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但是周恩来是农讲所的教员，我们设灵堂，名正言顺；而且这么多群众来吊唁，下禁令把灵堂撤销掉，这也不太可能的！　　灵堂从9号到15号，连续设了七天，来吊唁的群众达十万余人次。农讲所成了广州地区各界人士自发追悼周总理的一个中心会场。　　记录人：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刘淑芬程建兰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许冰李向新实习生程永强　　(资料图片除外) 　　图：　　1976年农讲所工作人员在馆内设灵堂悼念周恩来总理。　　资料图片　　1959年1月，周恩来在从化温泉帮助工作人员运送毛毯。　　资料图片　　林耀辉　　陈润辉　　冯曼萍　　江铁军　　李肇炘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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