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的法律思考

　　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现已有了结果。经山东省济宁市法院审理，法院近日驳回死者亲属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33元由原告负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由于缺乏充分证据，不能认定刘波对马啸存在不法侵害行为或存在能够诱发马啸“情绪激动、血压升高”的行为，因而做出上述判决。

　　对济宁法院的判决，我有如下疑虑。

　　众所周知，作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控方举证。被告方并不需要劳神费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可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控方要控告人家有罪，就得拿出证据来。二是控方的证据必须确凿、充分、完整、合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懈可击，案件方能成立。要是断定案件确系被告所为却又苦于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怎么办？那只能“疑罪从无”：美国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若是民事案件，那就完全不能适用上述原则了。民事案件不存在“控方举证”的要求，诉讼双方“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谁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谁就胜诉。要是双方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怎么办？那就看谁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只要一方证据可信程度比另一方高，法院就应采信证据可信度高的一方所提供的证据。譬如甲方所提供的证据只能打55分，而乙方提供的证据只能打50分。双方的证据按要求都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应判甲方胜诉。

　　在这起案件中，双方都“缺乏充分证据”：原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对死者实施了不法侵害，而被告则无法证明死者半裸死在自己的床上是在与其“谈工作”，且他与死者之间“谈工作”并非是死者“血压升高、情绪激动”的原因。很自然，人们就要问：既然是谈工作，为何不在办公室谈要一对一地在床上谈？死者是一个女人，她身上仅着内衣躺在被告床上，与在门外的被告“谈工作”，实在不符合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死者的死亡难免与该副市长与其“谈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既然的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为何副市长的就要采信而一个普通工人所提供的就不能采信？且原告称“刘波勾结市政府办公室米主任捏造马啸死于马路上的虚假事实，导致公安机关延误了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取证，对无法查清的事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判决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我所在的办公室订有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办的《人民法院报》。我记得在这张报纸上曾看过一篇文章，抱怨说法官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可待遇却太低了。看了这起案件的判决，我对法官们“精英”的程度产生了怀疑。联想到前不久报导的佘祥林案，我就更不明白“社会中精英中的精英”们为何对这起连我这样的法律门外汉都觉得满是漏洞的案件，却敢判人家的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