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流浪者之死归咎于制度

　　■ 李辉

　　警方、救助站、120，3个救人的机构共同参与了一个患病流浪者的救助过程。最终的结果出人意料，一场先救治还是先救助的争论之后，流浪者在长沙市芙蓉区救助站的门口孤独死去。

　　先救治还是先救助？一条生命在争论中死去。我们可以说他死于程序、死于规定、死于原则，但笔者以为，这些都不是实质。这是因为，假如这个人是派出所人员、救助站人员、120人员的亲属，我们就会看到，救这个人，一定无需争论，变得完全符合程序、符合规定、符合原则。

　　相关的程序、规定、原则，等等，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救人而设，如今竟然成了“黄泉路上推一把”的利器，为何？这是因为，如果相关的人们连人性都失去了，再好的制度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连自己都陷入了人性的困境，何谈救他人？

　　警方、救助站、120，相对应的职责是救急、救难、救命。为了这事，他们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积极走程序、搬规定、谈原则，甚至说出了“人还在这里，出了事救助站不负责”的话，却偏偏不肯出手相助。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是为了“使自己没有责任”而工作的，哪里是为了救急、救难、救命？

　　不把人性带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很多工作人员的“活法”，仿佛工作就是为了无过错，而不需要良心似的。掌管救急、救难、救命之责的人员在工作中尚如此，普通群众又会如何？

　　公权部门的这种“活法”，注定了那个流浪者的孤独的“死法”。当务之急，是必须把人性唤回来。否则，任何一个人，在他出门在外扭伤脚腕、跌断大腿、撞破脑袋、心脏发病的时候，“活法”和“死法”互为因果，悲剧就会降临到任何一个人头上。

　　一个人只有活得高尚些，才会死得安宁些。这不是心理学的知识，而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