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在最近和谐社会和社会平衡发展的声浪中，很多地方、媒体、社团都发现如今在场面上为富人叫好、说奢侈消费、推崇财富英雄似乎不很识相。有些富人开始嘀咕，“难道说政策又要变了？”新中国成立前，当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时，革命的号召自然得人心，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让许多人兴奋；当发现公化的发展导致效率严重受损时，利用承包、民营化等机制，以个人致富为号召的发展诉求能够让人们再一次激动；而当贫富差距达到一定水平，聚富与仇富之间的冲突再次趋向尖锐时，强调社会平衡发展、发展社会良性再分配的政策
、鼓励先富者的社会责任，也就成为一种自然之举。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节奏。
任何特定时期的政策选择必有其自然的重点，而这一重点推行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开始有其突出偏差，因此到了一定阶段后，政策就可能趋向照顾另一些方面与另一群人的需要。放眼周围，随着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的利益目标及追求目标的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与差异化：一些居民希望旧城改造，并且希望推倒旧房子，去分新房子，而同时另一些居民不希望剧烈的旧城改造，因为他们顾恋原来的社区风格与地理文化；大企业希望政府重视他们的利益，而中小企业觉得这种对大企业的重视是对他们的利益与机会的相对剥夺；一些人支持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这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另一些人反对加强福利化的趋向，认为这会惰化民风且不利于增强经济本身的活力水平……所以，不同社会群体的这种基于利益差异的政策主张差异是普遍的。
理想地说，如果所有的社会群体均有明确的群体利益意识，如果所有的利益群体均有组织程度对等的社会组织，如果所有的利益群体代表组织与代表人均有适当的机会与权利表达利益，那么，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法律框架内，公共政策可以借由公开的表达、辩论、谈判和表决，而成为兼容各方利益的妥协性解决方案，我称此为“横向同步方案”；而在很多时候，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些利益集团在力量天平上得势，从而较强地左右了政策，直到因其利益过于膨胀或因此而生的弊端触发了更多的社会反弹从而导致政策天平的反转，我称此为“纵向调幅方案”。前者强调同时兼顾，后者注重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后一种做法和部分地结合一部分第一类做法，是中国目前社会政策演进的主要模式。所应该避免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些利益集团总是主导公共资源与公共政策，而另一些总是没有机会。所以，富人群体其实也没有必要郁闷，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出现的平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纠偏取向，这既说明一个社会简单强调致富的政策导向的调整，也说明潜藏着对另一些创新的财富获得与运用方式的鼓励和期望。
在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中，总会存在着一些自然的资源强势集团，他们通常是走在前面的那只脚，因此公共管理者应多考虑与关注后面那只脚，并尽量使其有机会均衡前迈。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政府机制，但我们要有明确的姿态由“助强”政府变成“扶弱”政府，那么，最终就能变成一个借由自身而实行前后两脚同时走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