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动出示警察证”方能亮明执法意识

　　中新网5月30日电：中国公安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警察在着装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不主动出示警察证。樊京玉说，人民警察的警服，包括警衔标志，也属于执法的凭证。警察在着装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不主动出示，但是如果民众有要求，这个时候人民警察要主动及时地出示。

　　坦率地说，笔者以为樊京玉的讲话存在歧义。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将从6月1日起配发统一的人民警察证，并且从明年1月1日起，全国公安民警一律使用人民警察证，作为民警身份的凭证。也即是说，公安部将警察证统一配发、统一使用，并且又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对警察证的发放范围、使用范围、证件内容乃至收回备案，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其意义正在于：明确了警察证独有的身份符号——所有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当他要向公众表明自身的执法者身份时，他就应当出示惟一的、不可替代的警察证，这也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第四条所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主动出示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

　　“主动出示警察证”，方能体现执法意识，或者说执法者的权限意识。“自报家门”成为一种必须，除了便于证实警察的身份之外，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警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在人格上与其他公民平等，在身份上体现了互有分工——警察出于职责所定进行公务活动，公民被要求进行配合，在权利与义务对等上各有所规——公民配合警察执法是权利让渡，公民要求查验警察身份是权利所在。

　　任何一种权利（权力）都是有所限制的。所谓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法治社会中恰恰最需要得到制衡。尤其是在强弱分明的状态下，保护弱者不受强者侵犯，就必须对强者予以权限监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警察拥有无可比拟的管理强势。防止权力的滥用，不能依赖于执法者的自律与良心，而要依靠一整套完善的监督机制，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治至理。映射在警察证上，就须出动亮明，而不能因为身着警服、佩带警衔标志，将这重要一环轻轻带过，试图“省略”。

　　从捍卫公民权益的角度而言，2003年6月28日，《居民身份证法》高票通过，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即使是以往被视作“小事”的查验居民身份证，也必须以对等的“警察出示执法证件”予以“交换”，恰恰说明了涉关权利（力）无小事，警察值勤过程中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应当成为天然的习惯、应尽的义务，而不能居高临下，等待民众开口“索要”。

　　近年来，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部门法规，日益显露出对公民权益的尊重保护，对公权力进行合法限制，“主动出示警察证”，本质上是亮明执法者依法行事、违法必究的责任担当。不过，公安部对警察证“公示”白纸黑字的规定，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口径，实在需要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厘清认知误区，还公众一个清楚交代。 （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