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俊
据《履园丛话》载，清朝巨贪和绅在位时，“声威赫奕，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其四十寿辰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有个正直清廉的官员叫毕沅，平时对和绅不卑不亢，“澹然置之”，此刻却也难于免俗，便“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想以此作为贺礼，他的朋友钱泳劝阻他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钱泳所说的《冰山录》是指明朝奸臣严嵩被抄没家产时，共清点出墨刻、法帖385件，古今名画3201件，有人据以整理成册，因“天水”为严姓郡望，“冰山”遇日即融，比喻严嵩显赫一时，顷刻“销融”，故取名为《天水冰山录》。后人读《冰山录》，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严嵩巧取豪夺的敛财手段，还不难发现行贿者夤缘钻营、巴结逢迎严嵩的无耻行径。
一本《冰山录》让毕沅“大悟”，彻底打消了送礼的念头，关键就在于它让行贿与受贿这对当事双方都自以为“暮夜无知者”的勾当大白于天下，将行贿者和受贿者“捆绑”在一起共同接受公众和历史的审判。这对受贿者而言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对送礼者来说，一次送礼就有可能玷污一世的清名，成为腐败分子的陪葬品，代价就实在太大了。正缘于此，一经规劝，毕沅便幡然醒悟，不光礼没有送，而且终身不与和绅来往。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和毕沅有着类似的心理，对送礼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持有“礼多人不怪”、“送礼好办事”、“别人送，我不送，怕对我的印象不好”、“礼尚往来，人之常情”等心理的大有人在。许多人对送礼者也抱有同情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视其为不正之风的受害者。其实不然，送礼与收礼、行贿与纳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构成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其中“收”是“送”的土壤，“送”则是“收”的催化剂。党员干部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形式送礼，虽然程度有所差别，性质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不正之风的推波助澜，都在客观上败坏了党风政风。
因此，我们在严惩受贿者的同时，必须加大惩治行贿者的力度，狠煞送礼行贿这股歪风，做到两手都要硬。为此，我们不妨借鉴古人，将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中的赃款、赃物登记造册，一一注明送礼者的姓名，并公布于众。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作为一面“照妖镜”，现出当代严嵩、和绅之流的原形，使之成为党风廉政教育的反面教员，起到扬清涤浊的作用。二来给送礼者上一道“紧箍咒”，即使其送礼行为没有违纪乱法，也要作为道德上的一条不良记录，在提拔评优时成为群众评判、组织决策的参考依据，这不啻是对送礼者的一个警告，更能让想送礼者知难而退，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三是给毕沅们一个“护生符”，在关键时刻给他们提个醒，帮助他们澄清模糊认识，坚定洁身自好的信念，和不正之风彻底划清界限，时刻保持距离，从而起到教育和保护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