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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三峡献身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15:03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曹勇□实习生潘晓凌

  

他们为三峡献身

  大坝竣工瞬间的欢呼,右数前排第三人为廖全贵100多人献出生命

  三峡大坝宣告“封顶”时,宜昌的一个角落里,王莉的泪水奔涌而出。电视里那些挥动的手臂、振奋的表情一下子模糊起来———一个刻骨铭心的脸庞走近她的视线。

  那是她的丈夫,32岁的优秀机械工程师——柯山林。夫妻两个是最早进入三峡工地的建设者。但在1999年11月19日晚,施工中的柯山林从塔带机正在运行的电梯摔下来……

  电视上,一个憨厚的建筑工人腼腆地回答记者:“参与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我们感到自豪而又荣幸!”王莉感到自豪时又有些伤感,“不知道山林是否也能感受到。”

  并非只有王莉有这样的感受,有近200个家庭在“自豪而难过”的心境中,度过了2006年5月20日。最让人怀念是“9·3”事故中献出生命的人。2000年9月3日,柯山林出事的3号塔带机(简称TB3)上,34名施工者从约7层楼高的空中坠落,朱军、朱泽先、张军、张胜学及吴继胜等5人死亡,29人重伤———包括筋骨断折、肝脏破裂、严重脑震荡等。

  三峡总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媒体披露:共有上百人为三峡献出了生命。事故原因主要有高空坠物、设备伤害等。

  “说三峡大坝是建设者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浇筑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王莉说。

  调查事故原因

  柯山林牺牲后,宜昌市劳动安全部门会同技检部门组成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为:这台由美国罗泰克(ROTEC)公司制造的、中方花费数亿元购进的塔带机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它的门锁联动装置设计不合理,缺乏安全装置———导致柯山林作业时电梯门在运行中突然损坏并打开,从而使人从高空坠落。

  调查组还查出,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作为登机电梯的业主,采购有设计、制造缺陷的设备,违反了安全生产相关法规。葛洲坝公司作为设备的安装使用单位,无证安装电梯,对不安全因素整改不及时,对事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事故说明罗泰克公司对中国人生命的漠视。”王莉说。3号塔带机在工地上用了没多久,主机的一些油泵就开始漏油,工人们向罗泰克公司反映后,对方一直没有将机器修好。

  事故发生后,罗泰克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其他质量问题不积极整改,又导致了“9·3”事故的发生。

  “9·3”事故中塔带机断裂的是右边吊耳。数月前,吊耳已被发现有裂缝,一位作业的工人在晃动中险些摔下,对此严重问题,罗泰克公司只作了简单的焊接处理;另外,中方技术人员还发现延伸架有裂纹等多处问题,罗泰克公司处理得轻描淡写——这些过程,施工班组作了原始记录。

  赔偿之路

  “我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帮助。”王莉说。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作为一个还在为工程奉献的建设者,王莉经历了“可以写成一本书”的故事。

  丈夫去世后,葛洲坝集团支付了几万元抚恤金。但事故的责任者———罗泰克公司———不愿赔偿,王莉就将相关部门告上了宜昌市法院。在湖北高院的干预下,最后成功立案。

  但王莉去拿事故鉴定报告的时候不太顺利,直到官司开打,媒体公布“是质量责任事故”。而她到所在单位开收入证明———这是打官司的需要,人们也冷冷地面对她。“有些人不希望事情闹大,怕影响不好;也不愿意更多地赔偿,”王莉说,“作为一个公民,我告状主张权利是应该的。”激愤之下,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要跟美国人打到底,“一定要他们向我道歉,向柯山林的工友们道歉。”

  罗泰克公司有些蔑视这个弱女子。“他们不认为在自己有责任,并告诉我,如果你要的数额比较少,出于同情,我们可以考虑出一点。”王莉说。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不懈的斗争,再加上“9·3”事故引起的震动,使罗泰克公司于2002年初与王莉达成了调解,王莉得到了不到30万元的赔偿。

  “9·3”事故因为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原告们最终获得了罗泰克公司总的赔偿,共139万美元。

  “双零”目标

  对于建设者的生命安全,被三峡总公司迅速提升到重要位置。2001年始,公司陆续为2万名工人办理了“雇主责任险”———这是中国第一单。施工者若遇意外人身伤亡事故,可获得约15万元赔偿。同年,公司前任总经理陆佑楣制定了“零质量事故、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目标。据他称,此后伤亡事故大为减少。

  “民工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曹广晶对《新京报》记者说,他们可以享受工地驻守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2003年,公司组织了一场全员素质培训,要求每一个员工“精一门、会两门、懂三门”,包括对建设者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对安全的投入,我们只多不少,”面对《工人日报》记者,葛洲坝集团公司厂坝部副总经理费江平介绍,“资金的投入保证了职工的安全,真正地实现了‘人性化’。”

  尽管对安全隐患的防堵严格全面,但曹广晶仍然感到遗憾。他向记者坦陈,“如果再把工作做更细些,人数降到几十人是可能的。”

  “我想要一条漂亮裙子”

  “我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王莉说,“我在三峡工地上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浪漫的时光。”

  但惟一的遗憾是,作为女人,多年来她未曾穿过漂亮的花裙子。

  王莉、柯山林于1996年结婚,大坝上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的砖瓦房宿舍是他们的爱巢———虽然没有装修,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家具一床、一衣板、一桌、一椅而已。

  柯山林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哥哥的资助下上完大学分配来的。获得工程师职称后,他主动要求从机关调到一线。“他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和汗水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来报达他的太太、哥哥和关爱他的人。”邓宜平律师说。

  当时,王莉在大坝上管设备,柯山林在一个施工队当副队长——接近中层干部的职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王莉说。在三峡工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柯山林,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到工地上。

  王莉父母住在30公里外的宜昌市,因此王莉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和许多家在外地的人比起来,我幸福多了,他们一年才能回去一次,”她说,“那些工友羡慕得要死。”

  工地上嘈杂而尘土飞扬,还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对王莉来说,这都没什么。但最痛苦的事情是一年四季都只能穿着厚厚的、满是尘土油垢和汗渍的工作服,戴着近1公斤的安全帽,“工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劳累之外,还有枯燥和乏味。”她说。

  “我那时还小,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我能和心爱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奋斗,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一切都很美好。”王莉说,年轻的夫妇在劳累和哐哐当当的嘈杂中体验着欢乐,直到她的丈夫因公死亡。

  但不久后,这位坚强的女人又出现在她的岗位上……

  艰辛并快乐着

  大坝右岸———一处名叫东岳庙的山岭上,众多施工者就住在这里。大片的房屋,使山腰看起来像一个小镇。

  黄昏,一幢两层砖楼的某个房间里,39岁的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正坐在单人床上发呆;窗边另一张床上,一个工友穿着一条裤衩,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们是葛洲坝集团三峡大坝厂坝项目部浇筑二队的混凝土浇筑工,三峡大坝全线到顶,他们也就闲下来了,在心里清点着6年来的酸甜苦辣。

  混凝土浇筑者每天的工作单调而繁重:用一种设备将浇筑来的水泥料平仓,然后手持重达50公斤左右的振捣器振捣,长时间的振捣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廖全贵的手臂常常被振得发麻,全身发抖;另一位42岁的工友两只胳膊变得惨白,他担心得很,但就是没有功夫———也许是害怕———去看病。

  他所在的班组约20人,分成三班倒:早班从6:30到14:30,中班从14:00到23:30,夜班从22:30到次日6:30。原则上,三班倒是这样的:三个中班、三个早班、三个夜班之后,休息一天———每月有4天闲暇。但民工们常常要加班,最长要加8个小时,所以生物钟常常被弄得乱七八糟,疲累不堪。

  廖全贵刚进来时,正逢葛洲坝集团员工待遇的低谷———受“购进报废设备”影响,集团从1996年开始,削减工人们的工资。比如王莉,原先每月可以拿到1100至1200元左右,1996年后好长一段时间只能拿700元左右。

  现在,老廖的月薪是1200元左右,在班组里算是高收入。但不能和葛洲坝集团年轻的正式职工比——扣除“三金”后,一些年轻的班组长也能拿到老廖工资的两倍。2005年,因为评上“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获得了5000元。这也是他6年唯一获得的一次奖金。但老廖的工友说,如果任务完成得好,有时会有50-100元的奖金发到班组。

  “钱挣得很辛苦。”老廖点上一支烟说。那烟3元钱一包,老廖烟瘾大,一天要抽一包烟。

  起初,老廖他们都吃食堂做的饭菜———若在工地上,就由食堂送来,用快餐盒打菜吃———但是很快老廖们就觉得这个饭菜有点贵:荤菜要3块钱一份,素菜要8毛到1块钱,关键是下力的人,吃一两份哪够?“一不小心就吃掉了七八块钱,算算一个月要吃掉一半工资。”他说。工友们只好自己开伙———本报记者在楼道里采访,看见不少壮汉坐在小凳子上择菜,看见记者到来,他们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的未来

  李德明的“家”,是一间附近农户出租的屋子。月租金50元,一床一桌,一张凳子,他60岁的母亲和6岁的儿子就住在这里。李德明与廖全贵在同一个班组,今年30岁。

  正逢晚餐,老母亲很不好意思地招呼记者吃饭:一锅白米饭,一碗红辣椒。“好多年都吃这个,只不过有时候辣椒会换上茄子或者扁豆什么的。”老人搓着手说。

  李德明常年在外,不能回家照顾儿子,干脆就把他接到这里来上幼儿园。而这位建设者的父亲、妻子,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都留在老家,全家就靠他一人养活。老父亲还患有重病,医生说治疗要花费数万元,而李德明每月的工资只有950元,“这让我喘不过气来”。

  “但我不后悔,”另一个民工说,“三峡大坝竣工的那天,一切烦人的事情都没有了,大家很高兴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文中王莉为化名)(P116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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