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亭模式：一个县级平民肿瘤医院的意义

　　□赤桦

　　盐亭肿瘤医院院长王华余大年初二看望不能回家的病人有专家认为，盐亭县肿瘤医院不但可以成为农村癌症预防的模式，而且可以成为中国穷困人口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模式。

　　回归服务理念

　　52岁的石年富坐了一天半的长途汽车，从重庆某大医院辗转来到四川北部的盐亭县肿瘤医院。那家大医院耗尽了他在北方小煤窑打工十多年积攒的4万多元钱。

　　钱用光了，病情却不见好转。石年富只好回到在潼南县的农村家中。在离重庆200多公里的村子中，他听朋友的朋友说起盐亭县肿瘤医院。那人在这里做过食道癌手术，很成功。他建议石年富到这里试试。于是两个月前，石年富住进这个县肿瘤医院，接受放疗。全部疗程只需要3000元。

　　石年富的主治医生胡荷说，“医院没有建议他手术。手术对他来说不但贵，而且没有效了。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晚期。”34岁的胡大夫已在这个医院工作了十多年。来自农家的他似乎很能设身处地为从乡村来的病人着想。

　　这个地处川北丘陵地区的医院是整个西南地区惟一一家县级肿瘤医院。这里做一个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如食道癌、胃癌)的医疗费用为8000元到10000元，包括手术、化疗、基本放疗以及住院在内。而大城市医院的费用则是这个数字的四到五倍。

　　这家医院接收的病人几乎都是穷困的庄稼人。而且他们中的75％从外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来，其中包括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些农村病人差不多都能讲出一些有关城市医疗机构在利益驱使下，向病人提供低劣服务，却索取高额医疗费的令人沮丧而不安的故事。

　　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将这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不可轻视的经济大国。然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抛弃或摧毁了从前的集体医疗体制。结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飙升的背后，巨大的医疗资源鸿沟就肆意地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公共卫生专家乔友林博士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一些医院来说，医务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维护生命尊严的理念已经过时了。”

　　不少公立医院以能不能赚钱为首要目标，老百姓能不能看病成了次要的。医生被鼓励给病人开昂贵的新药，使用不必要的检查设备。北京某大医院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科医生说，医生的收入同他们为医院带来的利润紧密挂钩。

　　前些年全国掀起了公立医院私有化之风，盐亭肿瘤医院就差点被卖给一家私人企业。好在当地政府颇有远见，挽救了医院的命运。

　　始于1980年代早期的医疗体制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后果是，广大的农村人口非但没有从中受益，而且不敢轻易看病了。乔友林博士说，9亿农民中，有90％左右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而在医疗改革之前，农村人口享受了比较公平的医疗服务。1965年的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结果，中国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特征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乔博士说，当时的合作医疗的运转，在提高老百姓身体素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印度这面镜子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是怎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的。中印同为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印度政府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与中国当年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医疗卫生体制相结合，在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同时，政府责任却丝毫没有懈怠，坚定不移地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确保公平。

　　从1947年至今，在将近60年的坚持下，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全国10.8亿国民，其中包括72％左右的农民，人人都能在公立医院享受到免费医疗服务。公立医院系统庞大而完善，触角从中央一直往下，延伸到邦(省)、地区、县，直至乡村。

　　很显然，乔博士说，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公共卫生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完全商业化，老百姓看不起病，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坐落在孟买中心的“塔塔纪念医院”是一个见证。在这个世界第四大交易中心，穷人随处可见。当然医院也不例外。医院设立了三个不同等级的看病区：有钱的、比较有钱的、穷人的。在穷人看病的区域和观察室，候诊、住院人数之众，好似难民救助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给穷人看病的是医术劣等的医生。事实上，这里很多医务人员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成归来的。

　　世界著名的放射肿瘤学家、院长丁箫(Dinshaw)博士说，“政府医院绝不以赚钱为第一目的。我们的信念是，健康权是每个人的人权。所以，再穷的人，再重的病，比如癌症，医院也要义不容辞地接收并救治。医院的运转，得益于政府的长期支持和社会慈善机构的捐赠。塔塔纪念医院最早就是由私人出资建立的。后来，又把它捐赠给了政府。”

　　她说，政府在保证公民平等医疗权的同时，也积极帮助私立医院发展。“在私立医院征用土地等一系列问题上，政府就会给予方便，开通‘绿灯’。相应地，私立医院也要为穷人尽一些社会义务，相对减免他们的医疗费用。当然，只讲钱不讲德的私立医院，将受到处罚。”

　　这种公立与私立并存、良性循环的医疗环境，“平衡了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富人和穷人生病时，可以各得其所。”乔博士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印度政府2005年用于农村公共卫生总资金投入大约是24亿美元(1028亿卢比)。虽然这个数字落后于很多国家，然而乔博士指出，“政府非常英明地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那便是最需要医疗服务的地方。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基本保证了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在离孟卖500公里处的巴什(Barshi)镇，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乡村癌症预防中心。在这个乡村医院里，各种先进医疗设备一应俱全。来此就诊的癌症病人大部分是农村人。2003年该院治疗了55268个癌症病人，其中40342个贫穷病人分文不出，却都接受了最规范的检查和治疗。

　　那么从印度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乔博士说，看到的是“衡量医疗制度标准，是社会公平，而不是财富”。

　　中国的战略转移

　　为了扭转农民就医难、看病难的局面，中央政府终于痛下决心，采取行动———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2006－2010)，将公共卫生的资源，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个战略决定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复兴长期被抛弃了的毛泽东重视农村医疗的战略方针。当年在广袤的乡村，农村医疗体制的基础可以说是相当坚实的。但是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进行，这一体制逐渐解体。

　　最有力的一个例证就是基层癌症防治点。19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全国有几十个防癌点，分布在农村的癌症高发地区，并有大城市的癌症专家和流行病学家长期在这些地区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医疗改革(的进行)，这些防治点几乎都垮了，幸存下来的防治点已屈指可数。”乔博士说。

　　在所剩无几的基层癌症防治点中，就有盐亭。成立于1971年的县肿瘤医院，其前身便是在华西医科大学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癌症防治工作点。

　　老百姓看病难、就医难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为了广大农民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中央政府在2003年开始在全国十多个省份试行新农村合作医疗计划。这项指望在2010年能覆盖全国的计划，由个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三部分组成。参加新合作医疗的农民，一年付10元，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出10元。这样，农民生病、住院的费用，便可从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

　　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农民付不起10元的年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去年，将其为农民支付的医疗服务费从每年10元提高到了20元。

　　但华西医科大肿瘤中心主任周清华教授说，“这远远不够。”他认为，政府应该帮助重建乡村医院，并完善现存农村医疗机构，而不是像一些所谓专家今天所鼓动的那样，把大量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城市贫民医院。

　　“否则，农村病人就可能失去最佳的就医时机。一旦失去了最佳时机，病人的家庭就可能面临背上沉重经济负担，或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灾难。”周教授说。

　　石年富的故事显然支持了周教授的观点。作为一个民工，石年富在河北唐山和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煤窑打工十多年。生病后，他不去首都的医院就医。他继续在煤窑打工，祈求身体的不适能自行消除。但是，自去年始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他只好回到重庆的潼南老家。在重庆，他被确诊为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

　　石年富的健康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直到他住进了盐亭县肿瘤医院。在这里，他说，自己心情比较好。因为医院不但给病人提供了高质量、低收费的医疗服务，而且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做饭的厨房。这一点尤其让石年富感到“安逸和舒服”。而医院一天只收3元的水和煤气费。

　　乔博士认为，盐亭县肿瘤医院不但可以是农村癌症预防的模式，而且可以是中国穷困人口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模式。

　　就癌症的早诊、早治而言，政府启动了中央财政地方转移支付的项目。从今年起，中央政府将每年拨款500万元连续三年给13个癌症高发县。这些县多在中西部，其中包括盐亭。

　　石年富说，“这个医院对像我这样的穷人，怕是最后的避难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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