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三峡工程“反对者”

　　□陈仓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在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大功告成之际，有人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权威人士的回答令人心潮澎湃。

　　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水利水电“泰斗”潘家铮院士的赞扬是实事求是的，蒲海清、张超然两位领导的赞语是有根有据的。从三峡工程首席“反对者”李锐先生著的《论三峡工程——关于长江开发的不同声音》、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在18年前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水利部在12年前编辑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等文献资料看，所谓“反对”意见其实是“缓建论”和“慎建论”，而不是抵制论，“反对者”提出的关于工程效益、环境、移民、文物古迹保护、防洪、地震、战争、投资、运行管理等九个方面的意见都是有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水利水电部门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合理施工、避免工程灾难、提高经济效益的“金玉良言”。假如不采纳“反对”意见，在技术、经济条件不成熟的1980年代以前“大干快上”三峡工程，“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行开工，不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地质灾难，而且会导致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流域经济、库区人民生活等方面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论证不充分不周详的情况下动工，走“边设计、边施工、边运行”的老路，长江三峡工程势必如“反对者”所预见，成为“第二个黄河三门峡”，水利酿成“水害”，后患无穷。由此看来，“反对者”应得的“合理化建议奖”是可以计算的，奖金“基数”应包括提高效益收入、节省投资额、工程灾害治理费、错误决策“学费”(可能造成损失浪费的资金)，以及超大型工程“连锁反应”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等，其总额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给著名的“反对者”们每人塑一尊金像。

　　抚今追昔，三峡“反对者”们当年所计之利乃“天下利”非个人私利，所忌之害实乃工程建设客观存在的“公害”，所坚持的原则是党和政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其宗旨是党和政府奉行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们的精神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圣贤精神；“反对者”们也是为党和人民真正负责的“忠臣”和公仆，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是科学的良心，他们理应得到感谢、表彰和奖励，三峡建设的“军功章”应该有他们一份。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他们的感谢、表彰和奖励有利于发扬光大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利于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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