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淡忘了历史 就可能几次去重走弯路

　　《我的长征》，离历史近一点

　　5月8日，参加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活动的21名队员汇集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分别乘坐3艘渔船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2000多名老区儿女自发为队

　　5月8日，参加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活动的21名队员汇集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分别乘坐3艘渔船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新华社发(康育生 摄)

　　在瑞金的七天里，我去过叶坪三次。叶坪有整片的老建筑，也许就是连成一片的原因，让历史的魂灵有了藏身之处，虽离公路不远，也未被南来北往的汽车装去，成为商品化抑或娱乐化的原料。

　　叶坪有许多参天大树，多为樟树、榕树。大树遮天蔽日，在树下，人们正好可以端坐凝思。静谧之时，思想随风而去，有了与先人对话的可能性。

　　1931年11月7日，这里聚满了人。下午三点，众人欢呼起来，原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这比1949年的开国大典早了18年。看过歌手大奖赛之素质考试，我认定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瑞京(现瑞金)。当然更不知道这里通过了第一部工农政府宪法大纲，以及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等。

　　11月2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的任弼时笑着说：“大家鼓掌，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叫开了，一直叫到现在。“毛主席”缘于此，想必也没多少人知道。

　　当下有一种说法，说是对这些红色历史知不知道无所谓。一来难辨真假，二来无实际效益。我对把历史分色之做法，也是持警惕态度。但历史应该就是历史，剔除后人强行的分类，它依然会在那里，是不能抹去的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反映在后代通行的世俗生活方式里，看上去不经意，却有着继承的脉络与基础。

　　一个民族不敬重历史，这个民族也不值得敬重。

　　我尽可能地从红都的历史中挑选出与现代经济生活有瓜葛的片断，以期引起今人有靠近历史的冲动。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有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其中，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色外贸、国家银行等32家国营企业。可惜，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疏于管理、效益不佳的现象。更要命的是，工厂做的子弹有3万多发打不响；枪修完拿到前方不能打；被服厂做的军衣不合尺寸，扣子一穿就掉。

　　时任苏区中央执委会委员的刘少奇专门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提出国有企业的具体改进方法：建立“完全的厂长责任制”，实行计件工资等等。

　　苏区颁布《劳动法》后，一些地方机械地执行。其后果是：企业倒闭、货物奇缺、物价飞涨、资本家停业或逃跑。

　　当年这部《劳动法》里有这样的规定：工人抽烟、穿鞋、理发、治病的费用统统由师傅负责。还有工人去参加选举、开会、出庭当证人或当陪审员，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被扣掉工资。

　　于是，出了这样的事：雇农每天干活6小时，报酬16元，不挑40斤以上的东西；放牛娃每天放牛4小时，报酬16元。

　　老板、雇主不堪重负，关门大吉。

　　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都对这部《劳动法》提出质疑，后来修改了。

　　1933年12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两个月以后，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就因贪污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腐败分子处极刑。

　　当时的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就专门开辟了“突击队”、“铁棍”、“警钟”等专栏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还有一个栏目干脆叫“可耻的黑板”，负责曝光反面典型。

　　有人发现，《红色中华》第168期一共有10个版，其中有7个版涉及反腐败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共存在了五年零十个月。

　　凝神一望，我们今天的诸多实践分明是那五年十个月的延续，其中不乏弯路重走的经历，这不能不说与淡忘历史、不汲取教训有关。这样的历史重走，是再一次付出，其成本也是全民均摊的。

　　瑞金交通不便，去的人也不算多，1931年起始的那段历史偶然会成为影视大片的片断。

　　如果人们一味地奔波于商海，盲目地陶醉于经济的崛起，而淡忘了历史，忽视了科学发展，那么就有可能不会知道下一个弯路是第几次重走了。

　　崔永元

　　2006年5月28日于湖南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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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