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北大贫困生资助37同学兼三职，一天吃3元钱。刘默涵的故事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位来自河北无极县农村贫困家庭的历史系三年级本科生，创立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一年多来已帮助了37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5月30日新华网记者消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舆论和分析家学会了用冷冰冰的所谓“理性逻辑”去解构那一支支略带悲情色彩的“民间玫瑰”，弱者对弱者的道德光芒
被“救一个人还是救一群人”的拷问消解，譬如对洪战辉或者刘默涵，我们习惯性地反问他们递出的一支支“玫瑰”的价码，而潦草地一笔带过“余香”的震撼和温暖：在我们大谈公力救济和制度设计的时候，把慈善和救助定位为“底线”上的享受——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政府种不了“玫瑰园”的时候，你还是把最后的玫瑰留给自己取暖吧。是的，霍布斯说：一个没有强大政府控制的社会必然会走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在政府走向强大的进程里，完美制度之下，为什么不能张扬民间救济的星火力量呢？
“最后一支玫瑰”的民间救助，虽被视为不文明、无序的救济方法，却在文明国家存在、为文明人及文明机构利用了几千年，且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国家越来越大力弘扬通过非司法非政府方式实现正义，按照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和法律将消亡，问题解决将主要依靠私人交涉即合作型私力救济——而我们为何偏偏对传统意义上历来被褒扬的“私力救济”颠覆得如此不动声色如此自然呢？因为我们对道德开始丧失了普遍性信仰，于是一切道德行为都似乎充满动机和目的的嫌疑，而传统道德层面的“利他”和“利己”在零售的所谓西方道德的幌子下也被偷换了顺序；因为我们患上了“制度性倚赖症”，把社会秩序的调整和内心的安全感都幻想着“万能制度”来构建，泛滥的“制度归谬”让我们内心很轻松，没有道德负担也没有精神愧疚，一切都是制度犯的错；还因为民间救助的困境让我们惶惑，当民间慈善游走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缘，当失范的假救助充斥了舆论版面，我们在“真假玫瑰”面前放大了一枚枚小小的刺，而政府得力引导的缺席更使得我们害怕“送了玫瑰伤了自己”。
刘默涵是可敬可爱的，一个贫苦的学生，以弱小的力量给37个同样贫困的学生送去了一支支“玫瑰”，这“余香”何只在她一个人手上呢。是的，假如我把最后一支玫瑰赠送给了你，不求感激、也不是让你去愤恨该给你玫瑰的到底是谁。我们都把那句话颠倒一下次序好吗：我不能帮一群人，但我尚可以帮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