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静蕾:我喜欢当杂家

　　林帆作品集为追星族所青睐的徐静蕾在5月26日晚间的电视屏幕上抛出一句不同凡响的话，说“我喜欢当杂家”。我听后惊喜不已，久久不能平静，遐想如潮涌来。我相信这是她由衷的心里话。

　　这个愿望是大有道理的。因为演员要进入种种角色，各式人等都可能扮演，如果独沽一味，只擅场于“才子佳人”，那戏路必然狭窄，无从施展。因此对徐静蕾的见识，我十

　　不过，“杂家”不受欢迎，由来已久。在正统意识里，历来“杂”无甚品位，而且是受贬的。比如“杂牌军”、“杂牌货”甚至“杂货摊”都不登大雅之堂；骂人“杂种”，更是损人太甚的恶语。这是传统观念使然，名正言顺，谁敢说不？按我们老祖宗的讲法：不纯谓之杂。出于这种思维定势，非正统的“三牲”（猪牛羊）不能上祭坛；那是早在战国时就有所谓“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尉缭子》）的祖训。看来“杂家”果然被认作大逆不道的另类了。真的，遥想当年，毛主席号召“又红又专”，我却旁门左道，爱读杂书，还写杂文。运动来时，就首当其冲，成了问题人物。特别是“文革”伊始，我即被撵进“牛棚”，只为走的所谓“白专道路”（？），于是脖子上挂个莫须有的“反动杂家”牌子，没完没了地挨斗。这就是“杂”之为累。当然，非常时期的非常情况是难以言喻的；好在“俱往矣”！

　　其实，“杂”，如果不超过限度，外延到他事物，则丰富；内涵有他成份，是充实。为什么要退避三舍？《吕氏春秋》说得好，“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也”。可以这样说，“杂”的周边，既广且宽；洋洋洒洒，无远不届。且看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师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不以多才多艺之“杂”闻名于世。没有学术上的纵贯与横通，没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巨匠；就突破不了愚昧专制的神权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文艺复兴也兴不起来，接踵而来的产业革命自然相应滞后。再联系到我们中国，50年代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思想文化领域随之欣欣向荣，形成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新局面。毫无疑义，没有百家争鸣，就不会有百花齐放；没有百花齐放，就不会有推陈出新。现代出现很多边缘学科，正是不避其杂有所突破的结果。“边缘杂交”还被看作优生学的重要方法哩！

　　即便就此而言，自古以来也没有纯粹属于“杂”的杂家。作为集“杂家”大成的《吕氏春秋》，其内容主要是汇合先秦各派的学说，采纳各家之长，兼容“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议论引征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知识；所以“兼儒墨，合名法”。可见杂之为用，总归依附于“专”，只不过善于触类而旁通罢了。杂与专不是对立的，杂就广度言，专就深度言耳。徐静蕾所喜欢的杂家，绝非为“杂”而杂。杂可以寓于专，专完全可以体现杂。因此古代杂家后来也有分野。《四库全书总目》列为六类：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织琐者，谓之杂品，类轸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篇。杂寓于专，专又能体现于杂；此其理也。还值得一提的是，杂也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形容暮春三月江南的一派好风光，谁说它不是一幅春意盎然的美景呢？再说，散文和诗的结合是散文诗，很美；杂文是文艺性的议论，耐人寻味，有助于知人论世，却也是“美文”的一种。而它们都是杂交的文体。中国的艺术传统，历来有诗画相通，书画相映成趣的意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联系，从形式到内容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何况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

　　实践最终证明。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大多具有才识出众的杂家本色。鲁迅成为一代文坛宗师，凭慧眼识透人间的是是非非，也是因为他首先是个大杂家。而作为一个才艺俱备的性格演员，出于演艺的要求也需要杂些、再杂些。因为作家要深入体验生活，演员同样要深入体验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像万花筒；钻进去是否能跳出来，高瞻远瞩，那就要看各自修行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嘛！“杂家”之所以为“杂家”，不仅要熟悉自己的业务，而且是个多面手，旁征博引方能挥洒自如。比如赵丹、石挥、孙道临、张瑞芳……，无论演什么角色，皆惟妙惟肖。有道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与他们生活面广不无关系；据我所知，赵丹就是一位丹青高手，受过专业训练；国画油画都很在行。有了这样的艺术基因转化到演技上，自然得心应手。孙道临在大学唸哲学，在学时就和黄宗江一起参与课余的戏剧活动，为后来上银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能编能演还能导，三位一体左右开弓而胜任愉快，不能不说是见多识广给予他的功力，也算是一个“杂”字了得吧！为此我在这里为“杂家”正名之外，特别寄语徐静蕾：有志者事竟成，祝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一位出色的演艺“杂家”（恕我巧立名目）；拍出更多优秀的影片，我想，这也是广大观众的冀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