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士”沈吟

　　黄廷杰

　　在穗与脱销诗选《过目难忘》选编者杨君茶叙时，杨忽然以赞赏的口吻提起沈吟的名字。一个离世十几二十年了的地方诗人，仍有名士郑重说起他的时候，可见其生命质量。

　　我和沈吟相识于80年代初，值我主持的《文化走廊》初创期。一天夜里，业余作者

　　正是“率真”招横祸。公元1957年，当“狂士沈吟”四字印在《汕头报》上，民主人士沈吟运交华盖，时年他介“而立”与“不惑”间，在汕头侨中教语文。他确实“狂”，认为“政治第一”与“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相矛盾，拟上书京城。大革文化命时，他又犯“狂”了，竟不知“四个第一”的口号是何许人喊起的，信口指摘，于是晋升“现反”。

　　古人云:“武死战；文死谏。”沈吟因“狂”招祸廿余载，终于平反——“还我人格”(见沈吟:《我与诗》)。我十分欣赏“还我人格”四字。“人格”——知识分子的脊梁，也是知识分子质的分野！

　　沈吟热爱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爱之既切，时有表现为正义冲动，臧否人物，激扬文字。自然，偏颇难免，得罪人更难免。但，正直永远是一种最可宝贵的政治品质，有的人一辈子与它无缘！“拨乱反正”之初，他见本地报上有人造文《唱出一个春天》，特反感，针锋相对挥毫:《春天是唱出来的吗？》道出同仁笔下所无，在民盟刊物上发表，特意送我一份。晚年沈吟，锋芒不减，诗心更旺:1983年，他的《遗产》发《诗刊》首期卷首，题材不新，但“无产阶级/未必一无所有/爷爷就有过锁链……”开篇便不同凡响；他接二连三在《诗刊》发表诗作，1986年痛定思痛的《宽恕——致第三种人》，教人想起抗战擂鼓诗力作；他的诗，写在硬皮抄上，一整本一整本，“均是有所为而作，不作无病呻吟”(《我与诗》)；反映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百万言长篇小说《没有写完的故事》，历十年也近杀青；……诗文满目，生命之光化“夕照”——须知道:此间，沈吟偏瘫已四年！

　　沈吟写作的“狂”劲和成果，心理正常的人，会望其项背而自惭。我于是想到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我要他将文学活动的情况写个书面资料，由我邮呈当时主持作协广东分会日常工作的诗人韦丘，入会问题八分钱邮票一次OK。我当过潮汕好些文学作者入会介绍人，沈吟是我最感荣幸的一位。1987年早春，我要他自选部分新作给我，以《文化走廊》整版的规格推出《沈吟诗十首》，遗憾的是，他却走在签印、走在清明到来之前……

　　“狂士”走得亦风流:当夜有段时间停电，他就着烛光给知己、市政协秘书长王逸之写了一封信，对身体和《没有写完的故事》十分乐观——沈吟是带着自信和“没有写完的故事”远行的；据说他临终前对着电视机朗笑——沈吟赍志而殁，然在畅怀之后……

　　白云苍狗。码完上边这点文字，我突发奇想:如若生命真的有轮回，沈吟再世，恐仍是“狂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