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难当等闲——忆念施蛰存

　　黄伟经

　　不觉间，施蛰存先生(1905—2003)谢世已三年矣。

　　每忆及自己编《随笔》生涯，我总忘不了这位老前辈。忘不了我们刊物最为艰难的那一大段时间，他曾给《随笔》以非常宝贵的支持。

　　那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底，我与编辑同仁碰到自办刊以来从未有过的困惑和困难:编辑部面对从未有过的稿荒；收到的来稿已空前减少，尤其缺少有思想内容、有分量的稿子。我几乎每天都忙于写信、打电话，请求作家尤其是老一辈作家赐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施蛰存对我的约稿可说有求必应。他同冰心、陈学昭、楼适夷、萧乾、季羡林、王西彦、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严文井、柯灵、严秀、吴祖光、顾学颉、金克木、黄秋耘等老作家，成了这段时间《随笔》最得力的支持者、作者。

　　那两年多时间，施蛰存先后共寄我文稿15篇。《随笔》几乎每期或隔期，都刊有他新撰的杂感随笔。他同冰心，是这段时间给我惠稿最勤，在《随笔》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老作家。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施蛰存“我行我素”，保持独立思考的为人与文章风格有了更多一些了解。这位背了几十年所谓“第三种人”臭名的老教授，其实，他待人处事倒非常温厚、平和，做人写文讲求宽容，不趋左，也不偏右。他只是从超然事外的第三者角度，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观察、评骘人情世态而已。树木里各种鸟都有，人类社会比自然界更要复杂，从多个角度去察看、分析、探索，总可以更近真实，接近真理。施蛰存这期间发表在《随笔》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民的分类史》、《子贡问政》、《批评与自我批评》、《匹夫无责论》等等杂文，读者一览就可看到:他遇事不随风倾倒，也不随便认同什么，而总是从人们见惯不怪的事物或观念中，识人之未识，说出自己的独到之见。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笔》的“稿荒”也随即消失。那年我已届花甲，决定办理退休。为了作个交待，简要说一下我的编刊态度，同时也为了向曾经支持、关爱过《随笔》的作家、作者和读者表示敬请之忱，我提前几个月就写出了短文《告别〈随笔〉》。于8月下旬将它交付仍由我主编的当年最后一期《随笔》(即1992年第六期)排版时，我用信笺抄正复印了180份，并附上一封我即将辞去主编职务告退的短信，分别寄给多年来同我联系较多的作家。几乎所有收到我信及“告别”一文的，都有给我赐复。其中，施蛰存的复信，令我倍感亲切。内文如下:

　　读了《告别〈随笔〉》，颇有感慨，我想此文应该在《随笔》第六期上发表。

　　《随笔》已办了十三年，而且由足下一手编刊，这在期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五四”以来，高档文化刊物，出到十三年的，恐怕只有一个《小说月报》，《随笔》是第二个。但《小说月报》经过许多人编，而《随笔》是足下始终任其劳，这是我要向足下祝贺的。(我想，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个文人，做编辑，尤其是编刊物，是很有损失的。足下一生中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为人作嫁”上，对足下是虚度了岁月，无利，也无所得。这是我要为足下惋惜的。我希望足下从此以后，多做几件自己的“嫁衣”。

　　几年来，承足下为我编发拙文，还有“把关”之功，当此“阳关折柳”之际，敬致谢忱。

　　还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已主编《现代》等杂志而享誉文坛。他对编辑工作早有体会。信上对文人当编辑“很有损失”的理解，我以为很深刻。没错，我正是为了减少“损失”，多为自己留下些“岁月”，做自己喜做之事(如当时我已与一个出版社签约，要尽快从俄文原著译完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烟》和《处女地》等)，而决定一到60岁就主动从编辑岗位办退的。

　　1979年《随笔》创刊不久，施蛰存就惠稿支持。我记得，他在寄我刊于《随笔》1986年第六期的《杂谈〈金瓶梅〉》一文中，似乎第一次向读者说到他当右派后，工资降级、稿费断绝，而家中嗷嗷待哺的人口多，不得不卖掉珍存的两部《金瓶梅》，换了200元人民币以度日等困窘情景。然而生活突变的困苦，骤然而降的打击、凌辱，并没有压倒施蛰存。到了“文革”，用他的话说，“随便人家怎么斗我，怎么批我”，“右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自己的学问。我还是我。”

　　施蛰存晚年把他一生所做工作概括为开了东、南、西、北“四扇窗”。所谓“东窗”是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南窗”是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编辑，“西窗”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而“北窗”对金石碑版的考索，则是他在沦为“大右派”、当贱民的20多年间进行的，并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等专著。综观他坎坷而丰富的人生，正是:磨难当等闲，风骨更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