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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强大的中国为什么治理不了官煤勾结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4日06:00 光明网
高一飞

  “我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为什么经过多次整顿关闭,这样的煤矿依然存在?该矿非法开采、超能力生产巳时长日久,县、乡政府和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就不知道吗?相关部门是如何监管的?井下有这么多隐患,为什么能够六证齐全?”27日下午,在山西省大同市举行的国务院左云“5·1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愤怒地发问(“5.1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在大同成立李毅中任事故调查组组长-2006/05/27,国家安监总局政府网站。)

  李毅中提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疑问。正如新华网所问的:撤资“大限”成无限,“官煤勾结”永远有多远?去年8月30日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就联合作出部署,要求9月22日完成,违者一经查出,一律先免职后处理,看来似乎是最后通牒。但到今天为止,最后通牒一再改期,收效甚微。

  集中力量办大事,言必行,行必果,“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邓小平曾经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

  那么,打击官煤勾结是不是大事?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9起,死亡1319人,同比增加164人,增长14.2%。高危行业特别是煤矿的安全生产基础仍然相当薄弱,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2672人,同比增加3.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24起,死亡704人,分别上升33.3%和114.6%。,(上半年重特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煤矿事故死亡2672人,2005年07月16,人民网。)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一批批矿难死者和其家属的境况惨不忍睹,如果这不是大事,还有什么是大事。

  对打击官煤勾结,我们国家确实也是把它当作大事来对待的,既有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的多次联合部署,也有各省书记省长一次次组织清查;既有学者对官煤勾结的深刻分析,也有高级官员如湖南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剖析官煤勾结黑幕”;既有安监局长李毅中一次次怒斥,也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华建敏批示“严查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官煤撤股“最后通牒”发出之后,全国上下发起了对官煤勾结的战斗,但是,为什么结果只能是“初见成效”,甚至出现今年上半年“煤矿特大事故死亡人数增幅超过一倍”这样愈演愈烈的结果。(上半年重特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煤矿事故死亡2672人,2005年07月16,人民网。)

  这一切充分说明,过去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有些问题上越来越体现其时代的局限性。在载人航天、三峡工程、平定动乱等事情上,通过民主集中的体制确实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但是,在打击腐败、维护公平、保护人权等方面主要不能靠集中力量解决。理由很简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这一优势在于“我们的效率是高的”,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公平与正义”的成份,公平与正义只能体现在其附设的前提和条件之中,一旦这些前提和条件失效,这个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相反,一旦出现相应的条件还会将其负面的效果产生出来。我们应当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查处官煤勾结而言,本质在于治官,自上而下的通牒、怒斥、严查,其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挥自下而上的民主的作用,重视人权的重要性。

  以左云矿难事故为例,抢险指挥部新闻发言人白玉龙说,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损失严重、影响极坏、特别重大的煤矿透水和瞒报事故。根据事故初步分析与核查,新井煤矿存在四大问题:一是非法生产;二是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三是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组织生产,根据资料看,这个矿一个班下井人员最多时曾高达300多人,且矿主层层转包,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四是矿主蓄意瞒报事故,而且在事故发生后,矿主转移家属,转移账上资金,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撤资“大限”成无限“官煤勾结”永远有多远-2006年05月29日,新华网。)

  被认为存在四大问题、“五毒俱全”的矿井却又“六证齐全”,我不相信在这么多环节上全部是密不透风的暗箱操作,就会无人举报,问题在于腐败食物链上的贪官们力量过于强大,民众的诉求被压制,包括温家宝总理、李毅中局长等人在内的正义的力量被抵制。另外,一个制度,如果设计成了经历办理“六证”,还都能靠非法途径取得而不被发现,那么这个制度和机制本身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大可被质疑。美国记者托马斯·L·弗雷德曼在2000年12月15日的《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短评说:“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我们需要问的是:当今的煤矿管理体制到底是一种什样的体制;人民到底靠什么去监督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这都是民主要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的生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矿工愿意不顾生命安危去参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太穷,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就业机会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负担过重,才是根本的原因。为何“垄断行业工资是普通职工10倍”?西部贫困大学生为何要“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每一起矿难后的新闻报道都给我们透露出:矿工宁愿冒死下井,并不是因为对金钱的贪婪、物质的奢望,而是为了基本生存或者负担子女的上学费用。面对“被困矿工的亲属抱着孩子哭泣”,我们靠对死者的赔偿“稳定矿工家属情绪”的同时,更应当关注的是对生者的底线公平和基本人权。

  靠发挥民主的作用发现和清除类似于官煤勾结的腐败,靠加强人权保障维护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这样的中国,才是真正强大的中国,这样强大的中国,才能真正减少和避免官煤勾结下一起起凄惨的矿难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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