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玉碎”的抗议

　　法国著名诗人圣琼·佩斯曾把外交家与诗人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苦心经营语言和文字的，“他们使用语言和文字就如使用钥匙一样——虽然它不是一把万能钥匙。”生于法属瓜德罗普岛的圣琼·佩斯本人就是一位外交家，1914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16－1921年曾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任职，就在当时的北平，他写下了现代派长诗《阿纳巴斯》，并因此在1960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圣琼·佩斯的诗句并不好懂，这说明外交语言和诗歌语言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外交这种小心翼翼的“语言艺术”，真能体现一个人的智慧，若用错误的钥匙，当然无法打开门锁。上世纪前半叶，一些外交家留给我们不少睿智之语，譬如顾维钧。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8年后学成归来，成为外交界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是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

　　曾在一些外交事件中，有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顾维钧这样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一个民族，玉碎不得！这真是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语。通常来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格守不渝的崇高信条”，从来没有人对这句话提出什么异议。玉，早已从物质，到文化，到精神，到品格了；瓦能遮风，能挡雨，可它满世界都是，是用泥巴烧制出来的，碎了还不如泥巴。然而我们推敲一下，为什么不说成“宁为瓦碎，不为玉全”呢？其实这是在为“碎”说好话，“碎”则成玉，“死”了才是好的——碎玉之声如裂帛，让人喜欢；碎玉之行乃壮举，使人欣赏。玉、瓦之类，无非是比喻，原为“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语出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草根之瓦与精粹之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则摆脱不了尊尊卑卑贵贵贱贱；这话历经千年，影响力一直不减。

　　今日我们当然可以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看作是一种真理性的气节表达，但是，真理跨出一步，就成了谬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离开了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任意“推广”到任何领域，动不动以“玉碎”作为“抗争手段”，时不时把“玉碎”上升为“国家行为”、“民族气节”，则大谬矣。

　　1967年，作为杰出外交家的周恩来，曾为一次轻率的“外交抗议”气得在座前直转圈，发了少见的大火。这一年9月初，巴基斯坦有报纸因与政府持不同政见，先后登了两条对中国的非友好消息：一是报道了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的一篇反华讲话，是“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二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奖美金多少万。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气得不行，报告了外交部，建议向巴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提出抗议。外交部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实施了。巴方解释是：报上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政府的看法，而政府是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的。可我方人员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此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瞧这架势，显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扬“民族气节”的做派。

　　巴基斯坦政府这下急了，让驻华大使苏尔坦约见周恩来。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对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这个事件记录在陈扬勇所著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一书里。在“文革”极左思潮中，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所谓“大国”的外交做派；若不是总理苦撑危局，不知道多少中外关系就这样“玉碎”了。

　　此类“玉碎”的抗议，正是外交失败的起点。这是最典型的“弱国心态”下的“弱国外交”。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是“弱国心态无外交”，一些国家虽大，但依然有着“弱国心态”。不久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呼吁国人保持清醒头脑，摒弃“弱国心态”；他分析“弱国心态”三种表现：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三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进行反思（见3月9日《新京报》）。在外交中，动不动提“抗议”，时不时要“玉碎”，其实就是“弱国心态”的典型表现。

　　国家之间，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玉碎”之声。真正的强国，恰恰需要的是“瓦全”的宁静。回顾这个世界的国家关系史，我们不难看到，最大的“玉碎”就是战争，战争就是国家之间的“玉碎”，而个人变成了战争下一个个个体的“玉碎”。一战、二战“战争发动机”当中的核心人物都属于“不怕碎”分子，战争发动者大抵也是以“玉碎”为“民族气节”的。而有意思的是，二战之后是“冷战”，“冷战”的形态恰恰不是“玉碎”而是“瓦全”。“冷战”尽管最后也算是分出了输赢，但“瓦全”的“冷战”，终归是比死了那么多人、让那么多人成为“玉碎”英雄的战争为好。

　　享利·基辛格在他的长篇著作《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当中，对于“冷战”关系有这样精到的概括：“冷战开始时，美国正期待和平时代来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的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由敌对变为友好——这是这个文明世界所最需要的，而这样的变化恰恰就来自“冷战”的“瓦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那些动不动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来要求他人、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大人物，都是值得警惕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确立，遮风挡雨的“瓦全”，对于国家来讲是重要的、必要的，我们要尊重那一片片宁静的屋顶之瓦，偏偏它是可贵的、珍贵的。世界需要那种宁静、平静。

　　以17年心血写下长达13卷600万字回忆录的老外交家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在纽约寓所去世，享年98岁。他一生的最后一天，在日记里只记了一句话，而这句话是那么的平凡和不凡：

　　“这是平静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