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丧失了关注现实的能力吗？

　　本报“英德文学笔会”集众知名作家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现状

　　中国作家丧失了关注现实的能力吗？

　　日前，本报与英德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英德文学笔会”，邀请刘醒龙、蒋子丹、徐坤、汤世杰、潘凯雄、王必胜、陈志红、张梅、魏微等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和出版家

　　中国文学从来没有缺少过话题。从前两年的美女作家、青春文学，到去年的成名作家新作质量集体下滑，人们对当代作家的诟病从未间断。近日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当代作家更遭遇到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不少思想界、学术界学者言辞激烈地批评当代中国作家正日益丧失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能力、文学创作力和表达的勇气，中国文学已经沦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学者傅国涌甚至直言:“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

　　这些热点话题同样成为与会批评家、作家、出版家谈论的中心。是中国作家丧失了创造力，还是许多人的创造力被人为地遮蔽？带着心中的疑惑，记者采访了出席“英德文学笔会”的专家，也许他们的意见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1中国文学输出能力弱？

　　近两年，外国小说译著在中国图书市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都能掀起阅读热浪。其他如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等名家的作品，也从来就不缺少中国读者。

　　与外国小说译著的万里晴空相比，国内小说界的天空却似乎笼罩着一片乌云。韩少功曾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品都摆在巴黎书店最偏僻的角落。与国外文学作品登录中国的势头相比，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输出能力比较弱。

　　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汤世杰对部分中国小说在国外的境遇并不看好。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与原著的文学创作水平有关；其次，双方也存在文化差异，但最重要的是翻译。现在的文学翻译可能还存在很大问题，文学翻译不仅要把作品的字面意思传达出去，还要把原作者母语中的意蕴表达出来，是一种艺术的再加工。但现在很多文学翻译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也左右了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

　　著名作家蒋子丹有部分作品在海外发行，她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虽然不是主流，但这几年翻译和销售出去的图书越来越多确是事实。她介绍，在2004年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活动中，就有巴黎的“中国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代表团有近40人参加，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出席了开幕式。当时中国展厅出售的图书有一万多册，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欧洲的书展上超过俄罗斯。会期内还召开了多场作家个人演讲专场，很多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成就持肯定态度。

　　2文学不景气因为国人不读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用出版业的数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占绝对数量的是教材和教辅，剩下少部分则分给其他内容，里面包括社科和理工的各类专业书籍，也包括文学。从宏观数据来看，我国国民阅读率6年持续走低，这对文学类图书的出版和销售也会产生影响。”

　　汤世杰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国内读者的阅读状况让人感到悲哀。他说:“相比国外读者，中国人每年花费在书报上的钱很少，但是其中又有多少是花到文学上的呢？看来只可能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国内，一本书能卖30万本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在国外，有些小说上百万地印。中国人的平均阅读量很有限，国内市场读者的消费欲望似乎并不乐观。”

　　但是，蒋子丹认为对当前的文学界作单纯或热或冷的评价都不太合适。她首先指出，社会多元化是文学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她说:“现在的文学环境很难与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相比。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可供老百姓选择的娱乐方式非常有限，看小说、看杂志就成为人们、特别是文化人的主要消闲方式。现在社会趋于多元化，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大家对文学的关注也就远不如前。而且，人们生活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多元，使得读者更加个性化，也要求作家更加个性化。”

　　蒋子丹认为，说现在的文坛是冷或是热都太简单。如果说它冷，那么中国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面世，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如果说它热，似乎大多数作品在出版后读者的关注都非常分散，难以形成真正的热点。她提出:“当前的文坛短暂的热点多，作者和读者的目光都在游移。”

　　3中国作家创作力下滑？

　　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陷入不冷不热的局面，有人直接归咎于作家创作力的下滑。不过作家们似乎都认为这个论断过于简单。

　　王必胜认为，从整体而言，中国作家应该还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但从某些个人来看，有可能存在创作力下滑的情况。

　　汤世杰进一步分析说，有些作家曾经写过很优秀的作品，但再过几年，他的新作在读者和专家中的评价就大不如前，与大家对他的期待有很大落差。他说:“比如余华，我没有想到像他这么优秀的作家也会写出《兄弟》这样的作品。”

　　作家刘醒龙则激动地表示，不！当代文学创作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以单位时间计算，这几年将会留下的作品远远比以前要多，比如《白鹿原》等。用市场来做评判标准，无疑是一场热热闹闹的笑话，不只笑掉大牙、舌头和嘴唇，搞不好还会笑掉有些人的灵魂。

　　刘醒龙认为，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恰好表明，很多人还是热爱文学的。“中国的文学真是灾难深重，长期不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五四时期是反帝反封建，后来是抗战文学、土改、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伤痕文学、改革、寻根，一系列都是为政治服务。80年代，好不容易我们悟出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又冒出了个市场化。很多品质差的东西为什么能够走红，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对市场没有免疫力，盲目地相信一些不真实、不诚实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中国作家创作力下滑”的批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4当代作家缺乏道义担当？

　　虽然作家的观点见仁见智，但中国文学界部分作品和作家阶段性的集体贫弱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在前段日子思想界对文学界的诟病中，学者傅国涌等人认为，良知的缺失，道义的缺席，已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的整体顽疾。他们脱离现实，回避责任，自动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作家们对“缺乏道义担当”这条指责的回应，基本是认为思想界并不真正了解文学界的现状，就一棒子打死了所有作家。

　　刘醒龙回应说，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话语权力的人不珍惜话语权。“很显然，他们没有读《圣天门口》，但凡读过《圣天门口》的人，一定会表达与那些人完全相反的看法。只不过有些人眼高手低，非要借贬低文学来求证自己是智者和明白人。”

　　青年作家魏微表示:“我完全反对所谓文学缺乏道义担当、缺乏勇气的说法，他们并没有站在文学的角度上进行评价。文学应该首先是艺术，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谈别的，比如人生、理想、道德和责任。但是那些思想界的评论家抛弃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前提，所以他们的立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认为那些为了呐喊、伸张正义而写的作品算不上文学。”

　　不过，对“不少作家脱离现实”这一点，作家们大多表示了认同。汤世杰认为，生活环境变化会影响成名作家的创作，今天不少作家并没有真正深入生活、体察生活。他说:“作家获取素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对过去生活的积累，这存在对过去体认的问题；二是对当下生活的体察。在第二点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整个社会都被赶着往前走，也导致作家为了方便快捷，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观察、体会市场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冲击，而是通过二手、三手的材料去编织故事。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一部作品不是通过切身感受或直接采访而成，想要写得深刻，产生撼动人心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

　　女作家徐坤说:当一个作家早期的个人生活经验内存用完了以后，写作资源匮乏的问题会浮显出来。成名越早的作家越会如此。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学术研究，不能单纯在书房里依赖书本和资料来完成，需要不断向生活当中汲取新鲜生动的创作来源。每个人都得去体验生活、拥抱生活。

　　王必胜也认为作者没有深入生活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他补充:“问题不在于作者不深入生活，而在于社会文化提倡怎样的思潮，为作者提供了怎样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一味强调快节奏、商业化，虽然能激发部分作家的创作力，但它的负效应还是存在的。”

　　汤世杰最后直指这种现象是源于浮躁世风的影响:“现在人的心态都比较浮躁，像圣徒一样尽心尽力去做事情的人已经很少。大家好像都在匆匆忙忙地赶，在追，真正能安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正思考生活并把它们变成文学作品的人，据我所知就非常少。”

　　5评论家和媒体做了什么？

　　硬是说当代中国文坛出不了好作品未免有失偏颇，但已经出版的好作品不为人知或难为人知，却是更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专家的基本看法是，当前的媒体和文学批评都没有真正肩负起传播、介绍好作品的责任。

　　作家们最先把矛头对准了批评界。汤世杰说:“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受市场影响最大的一块，搞批评的人已经把持不住自己应该说些什么。现在某些专业文艺报刊常常会相当集中地对某个陌生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价，而且是同一份报纸上有几个著名的批评家同时评论他的作品。发掘新秀是应该的，但经常评论那些陌生的作家作品则很不正常。后来才听说，原来报纸上被评论的作家曾多年身居要职，或在商海打拼，后来写书就掏钱让批评家在报纸上连续不断地大做文章。再看看这些人的作品，根本没有批评家们说的那么好。再说，批评家对好作品的介绍也很不够。现在不少批评家把持不住自己的立场，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尊严。”

　　此外，王必胜还提到国内某些“酷评”现象，评论者只是为了突出自己，自我炒作，制造舆论，但他们对作品和作家还是很不了解。

　　王必胜还指出，当代文学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出版商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出版商到处抢作者、抢作品，出版后就大肆炒作，文学变成了热闹的叫卖。如果说现在文学发展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出版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传播优秀的文学作品，新闻媒体曾经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作家们对当前媒体在介绍文学作品上的表现并不满意。

　　汤世杰认为，中国纸媒体的副刊是中国报业的优良传统，但现在有个别报纸的副刊已经被压缩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给艺术、文学的园地非常有限。

　　王必胜指出，部分媒体的兴趣似乎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热衷于炒作作品以外的东西，希望通过炒作作品来吸引更多的报刊读者。在美国，媒体对文学作品的评介很重要，但在中国却显得可有可无，媒介评论应该多从规范化的角度下功夫。比如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就做得很扎实，他们不仅对作品作出中肯和专业的评价，还关注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内涵。

　　蒋子丹说，“商业化和读者兴趣影响着传媒的走向，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现在两者的相互激荡并不是在一个让人欣慰的层面上，双方有点往下走的味道。”

　　6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好作品？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前景的问题，王必胜给出这样的判断:现在应该是中国文学大跨步的时代，但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共识。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趋于多元，信息沟通日益多渠道，没有谁真正把握话语权。在这种众神狂欢的局面下，当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但同时也难以形成集体共识。

　　王必胜认为，作者本身要抵挡住社会中的利益诱惑和流行文化。文学本应坚守住自己独立的品格，与现实和流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现在商业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太大，能够真正坚守住自己的创作天地，扎实地思考、写作的作家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如《秦腔》的作者贾平凹，多年以来，他一直以秦文化为切入点，思考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何去何从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探索体现了他本人的一种坚持和定力。又如《笨花》的作者铁凝，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都能体现出她对社会、民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还有《湖光山色》的周大新，他把现实与人生、历史相结合，反映现代化过程中的底层社会，思考生活本质的问题。这类作家还有刘兴邦、林达等等。他们不是写个人的、小资的东西，而是把视点放到社会底层，深入生活，关注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以原生态的形式反映现实。也许有的读者对他们不一定很感兴趣，但他们能长期坚持深入思考一些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就很有价值。”

　　蒋子丹提出作家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虽然好的作品需要用时间来证明，而且大多数人对文学作品各有所好，但她认为好与坏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规律。她指出:作者对写作要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努力克服这个浮躁的时代所带来的浮躁心态，踏踏实实地在写作上多用功。

　　除了对作者有所期待，王必胜认为文学界应该提倡一种宽容的态度。他说:“有很多作品也许在文学上的成就一般，但是他们存在、发展过，过了若干年后再看，它们毕竟记录了一个时代，那么就是有价值的。”

　　采写/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吴静

　　摄影通讯员黄振生

　　图:

　　摩崖石刻下探讨文学。

　　作家挥毫英德笔会。

　　作家们与本报记者在英德的现代化水泥厂采风。

　　采风之余，作家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