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篾搭子屋”开出中国车

　　孩子们在街边玩游戏，她们的身后就是原新中机械厂所在地至今仍保存有竹木结构老房子的宝塔街记者 田超 摄

　　现在宝塔街街边还尚存与新中机械厂厂房一样竹木结构的篾搭子屋 记者田超 摄

　　新中机械厂1938年曾迁到长沙市黄土岭(现芙蓉中路西侧这一片民房所在地)记者 田超 摄

　　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资料图片 ■记者颜海均

　　黄土岭在长沙不算繁华之地，尤其是在69年前的1938年。

　　如今这里车水马龙，缠绕四周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见各种舶来的国际品牌汽车。可绝大多数车里人不知道：就在这里曾发生过我国汽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使是常住黄土岭的76岁老人刘自才，也对记者到这里寻访第一辆国产汽车的事感到诧异和新鲜。

　　也许是都市，让历史的记忆埋葬。

　　祁阳，一个偏远的小城，那里的人们对于第一辆国产汽车大多也一无所知。然而，对那段有关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沧桑历史，人们还唏嘘不已，并且感到十分荣光，对那群造车的人和“新中”公司等，还村巷相传、记忆犹新。

　　今年5月初开始，本报连续推出我省工业化系列报道“新工业新高度”后，记者突然接到读者的电话，质问：中国的汽车工业发端于湖南，你们为什么不去做啊？

　　一种羞愧和着热血冲上脑际，经过四处翻看史书方志，一个民族的汽车工业血泪史和光荣史，逐渐展现在记者面前。

　　战时工业内迁长沙

　　1938年深秋，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湘潭郊外展开，这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二百师刚从中原战场撤出，为保卫大长沙而屯兵湘潭。刚刚攻下武汉的侵华日军，正伺机南下湖南，夹击长沙。

　　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死大战，年仅35岁的机械化部队司令杜聿明陷入焦虑：他的部队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卡车都是从美国、德国进口的，一旦损坏，若无配件失去动力，即成一堆废钢铁。这个令杜聿明头痛的问题，早就引起了机电专家支秉渊的注意。

　　支秉渊，1920年毕业于南洋公学电机科，毕业后在一家洋行当电机工程师。“五卅惨案”后，支秉渊一怒之下退出洋行，不再为洋人做事，和6个同学一道创办了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取意“新中国”。他期望以企业为根基，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内迁的支秉渊和新中公司，一路颠沛流离，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从天津到大沽口坐轮船到了济南，又从济南几经颠簸到了长沙。

　　同样九死一生、将工厂搬到湖南的上海“钢铁大王”胡厥文也积极配合，两个上海工业界领袖联手，造车造炮支援抗战。中国第一辆完全由自己生产的汽车，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问世。

　　根据当时新中工程公司员工王紫云回忆，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当时该公司的主要工程师之一陆景云已经加入杜聿明的部队，在前线抗日杀敌。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聿明为支秉渊的爱国之举感动，不仅批准了陆景云回新中公司设计汽车发动机，还将二百师的一辆已报废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在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支持下，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新中公司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很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废件作原材料。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

　　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公司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

　　工厂还没有完全安顿好，日本军队就逼近了长沙。沉浸在汽车梦里的支秉渊只好又拆下机器上路，这次他搬迁的目的地是湖南南部山区祁阳。

　　祁阳顿成“小上海”

　　为了寻找当时住在新中公司附近的老人和知情人，记者事先联系了祁阳县文化馆和地方志办公室。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听，马上就推荐了该馆退休干部欧阳友辉老先生，说老先生小时候就住在新中公司厂区，现在是《祁阳县志》编撰委员会成员，对此事颇有研究，正在写作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可是当记者到达祁阳县城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欧阳老先生身体不舒服。陪同去寻找新中公司和第一辆国产汽车的是邓甲平。邓甲平是祁阳县七里桥镇一中教师，也是《祁阳县志》编撰委员会成员，他也是从小家住新中公司厂址附近的花甲老人了。

　　邓甲平回忆说：“新中公司啊，我们从小都听说过，虽然没有赶上当时的盛况，可还记得新中公司的发电厂留下的一个大坑。”然后，他就带着记者径直来到今祁阳县城近郊的宝塔街。

　　这条已有70年历史的老街，街面不宽，路基尚好，可容一到两台汽车通过。街道两旁的新旧屋舍密密麻麻，有泥墙木屋的老房，也有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有私家住宅，也有工厂厂房。但是这里很宁静，听不到机器开动的声音。

　　沿着老街走了两里路，一桌牌局把记者吸引了过去。打纸牌的几个老人，听记者问起新中公司，一下子都显得更加精神了。

　　“就是在我们这里，那时很热闹啊”，首先应声而答的是谢发和老人，他出生于1923年，今年83岁。他告诉记者，民国27年\(1938年\)记不清是哪个月了，新中公司搬到了祁阳，他们的人员和机器基本都是从上海迁来的，被日本人追过来的，边追边打，边建设边生产。

　　谢发和老人叹息：“他们工人好苦啊，厂房和宿舍全是他们自己搭的木棚房，和竹木结构的篾搭子屋。”

　　71岁的王应明老人显然也被激发了儿时的回忆，他兴奋地接过话来，自豪地告诉记者：“这里当时号称‘小南京’和‘小上海’呢！”他说，新中公司迁到祁阳后，买了200多亩地建立工厂，厂里还建了湖南第七职业学校\(后来改名中南工学院\)。其后，胡厥文的工厂也迁来了，湖南机械厂、面粉厂、被服厂等都规模很大。当时，湘江两岸厂房林立，有几个大烟囱和大仓库，很是壮观。

　　讲得起劲了，老人们干脆停止了娱乐，几个老人陪同记者一起又去寻找更多的知情者。

　　谢发连老人的家就紧靠在澄澈的湘江上游岸边，已经85岁高龄。他告诉记者，他家本来是酿酒的，自从新中公司等工厂来了之后，给这些工厂送酒就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当时已经16岁的他，不满足于只在工厂门外卖酒，于是他就到当时最大的工厂第三被服厂当了学徒，学机械修理。该厂有2万多人，有多家分厂，使祁阳纺织业一时非常发达，和新中公司一样，厂里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招人很严格，工人每天要出操上课。

　　79岁的刘祖武老人告诉记者，新中公司搬来的时候走的是水路，从湘江下游的长沙用船运过来许多机器设备。“有一个很大的设备，不知道是什么，有差不多房子那么高。机器运到附近的海水湾码头后，工人们用大圆木放在地上，把庞大沉重的机器慢慢拖上岸，慢慢滚到篾搭子厂房里”。

　　刘祖武印象深刻，还因为新中公司租用了他家的菜园子修了厂房、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全是竹木结构的“篾搭子”屋。后来新中公司又买了附近200多亩地，价钱都很公道。

　　尤其令这些老人们难忘的是，从位于宝塔街起点的新中公司到第三被服厂附近，共有10公里长，在上世纪30年代末全线都装上了路灯。据说，路灯基本上都是新中公司出钱装上的，每晚用新中公司的发电厂所发电力照明。“晚上好亮啊！”谢发连的激动劲可以想见当时的盛景，是怎样地触动这一方原本闭塞的人们。

　　没人知道这里造过汽车

　　众多工厂中，最神秘的还是新中公司和胡厥文。老人们只知新中公司而少有了解其老板支秉渊的，或知道胡厥文而少有了解胡厥文的钢厂、枪炮厂。

　　就对人的印象而言，当地老人至今都记得很清楚的是胡厥文，他在解放后先后出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9年才离世。

　　世居祁阳宝塔街附近的欧阳友辉老人说，当时他已经8岁了，记得很清楚，胡厥文在湘江边上天马山建了一座漂亮的房子。他小时进去看过，房子里还有个大游泳池，是供工人们大家用的，游泳池是斜面的，一半有水，一半无水。“我当时从未见过游泳池，感觉很新鲜。上海人好像多数不习水性，他们从不下湘江游泳。所以胡厥文就修了这个，他很关心工人的文化生活。”

　　记者从祁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撰的《悠悠千载话祁阳》一书上看到，胡厥文亲自写了一篇短小的回忆文章。说自己之所以迁来祁阳，是因为“新中工程公司是从上海迁到这里的第一个机器工厂，支秉渊向我谈起中南一带缺乏较大规模的工作母机，十分欢迎我前去办厂。”

　　胡厥文还在自己祁阳天马山的住房的通道上，用鹅卵石嵌出了“抗战必胜，建国在政”几个字；住房的进门额着“耐村”两个大字，寓意抗战必胜，只须坚持忍耐；在住房的西边，他还写了“静观落日”四个字，暗喻日寇横行霸道不会长久，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胡厥文回忆常把好友支秉渊请到家中喝酒，常常醉后吟诗作赋，当时他作过一首抒情诗：“祁阳江上晚风清，小艇携樽对月明。老友纵谈天下事，群贤共负济时心。”

　　但是关于支秉渊这个伟大的民族企业家的湖南旧事，当地老人们所知掌故也少得可怜。新中公司到底在祁阳造了些什么？当地几十年来一点都不知情。

　　乡邻老人本来给记者推荐了一个人叫曾祥旺，据说他当时在新中公司做模具，是个技术人才，“所以支老板给了他股份，每年给他分红。新中公司搬回上海后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一直坚持每年给曾祥旺家里寄红利钱呢！”

　　可是经过记者多方寻找和求证，曾祥旺老人已经离世，家人后代也已搬家。

　　记者的一个疑团也在寻找中终于揭开，就是宝塔街上的一个不愿具名的老人给本报打了报料电话，他希望人们不要忘却。

　　被遗忘的历史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因为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等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当时重庆《大公报》撰文赞誉支秉渊为“中国福特”。

　　一个月以后，湘西南秋天的山区已透出阵阵凉意。支秉渊起了个大早，精神抖擞地驾驶新车上路，他要翻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去参加正在后方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为了参加这个展览会，路上还真是惊心动魄。

　　支秉渊驾车走的是山路，从山底到山顶要半天。爬坡的时候车子爬不动，如果滑下去就会掉进深谷里，这时候大家惊恐得大汗淋漓，司机死命地踩刹车，在关键时刻，车终于刹住了，大家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场劫难。最后，汽车稳稳停在重庆中央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

　　这场成功的驾驶，开创了国产引擎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大事。据王紫云老人回忆，新中公司除了自装煤气汽车\(共两辆\)外，还为衡阳中国银行装了一辆。1943年支秉渊还曾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载重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可惜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这些都是记者从国内少得可怜的史料里找出来的，而本土关于这辆汽车、这个伟大的造车人的记载，只有简短的祁阳文史资料：“1938年，支秉渊将新中由长沙迁至祁阳。……新中以一个拓荒者的姿态迁来此地。经四五年的惨淡经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3个厂和6个卫星厂，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汽机、煤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工人由200人增加到2000人，而且还从祁阳及外地招收、培训学徒200余人。此后胡厥文新民分厂移来，还先后招来资源委员会的湘江电厂与湖南省机械厂，使该县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区。”

　　(祁阳的欧阳友辉、邓甲平两先生对此文也有贡献，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