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瑞安市教育局局长叶耀国力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从2003年开始，外来借读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超过3万人。一些学校已经处于超负荷运转，而前来就学的孩子仍然络绎不绝。”叶耀国说。（《中国青年报》6月5日）
外来农民工为城市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们长期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
与城里人一样纳税和消费，但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却不享有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子女受教育。近年来，虽然给予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真正像瑞安这样勇于付诸实际行动的城市，却不多见。
在“同城待遇”的吸引下，外来农民工子女不断涌入，使当地教育资源日趋紧张。瑞安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其实也正是很多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迟迟不给予外来民工子女“同城待遇”的重要原因——教育资源有限，教育财力有限，不愿意“无偿”接纳外来农民工子女。与瑞安选择了宁可“自我牺牲”也要给予民工子女“同城待遇”的做法相比，很多地方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
在笔者看来，两相对比，瑞安的做法不但是正义和积极的，还向我们表明了一种态度——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必须要予以保障，哪怕会困难重重。这种充满人性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美国人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大量的非法移民，不缴纳税款，却享受着美国的社会福利，给很多美国基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有的甚至几近破产。因此，有县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禁止非法移民享受福利的法案，但法案最终被否决了，因为美国人认为这是起码的人道待遇。
让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不也是一种起码的人道待遇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学美国人——不因困难的存在而放弃责任的承担。我以为，这不是道德高调，而是一种政府应尽的责任。换言之，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权利问题；是权利回归，不是权利恩赐。如何解决好保障权利与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期待“瑞安模式”能够走得更远，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保障标本。
作者：陈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