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透支的教育公平不要为好

　　近年来，浙江瑞安市教育局局长叶耀国力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从2003年开始，外来借读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超过3万人。一些学校已经处于超负荷运转，而前来就学的孩子仍然络绎不绝。”叶耀国说。(6月5日《中国青年报》)

　　瑞安民营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优良，是浙江省“教育强市”。但从目前来看，所谓

　　瑞安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面临困难，有许多原因。首先是这种毫无回报的资源补贴令他们不满意，公平之中隐藏着巨大的不平衡感；其次，外来工流动性强，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在一处安定下来，许多学校的转校频率过高，影响了学籍管理和教学工作；再次，在瑞安上学的农民工子弟为3.1万人，其所需资源等于新建31所千人规模的学校。按照当地标准和收入水平，用地至少需1000亩，投资也不能少于3个亿。这些因素的任何一条，都是对教育公平的巨大掣肘。

　　今年两会期间，温州几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全国实行教育助学凭证”就缘于瑞安教育系统的这件尴尬事。原先的教育成就成了左右两难的痛苦心结，以前是务工者为了务工而把子女带到瑞安，现在是为了子女能去瑞安读书而到瑞安务工。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瑞安教育部门有提供公平的意识，却没有承受公平的能力，这种唯公平而公平的激情把瑞安教育部门拖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与其说是一种冤屈，倒不如说是一种短视，是不成熟教育观的反噬性危害的体现。

　　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教育公平都跟瑞安一样遭遇瓶颈问题。比如在南京，截至目前，该市5.2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民工子女在宁就学率达99.85%。去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南京调研考察时，对外来民工子女在宁就学享受的“同城待遇”表示赞许。(5月25日《新华日报》)南京推行“同城待遇”显然有更为成熟的操作方案，比如市财政的巨大投入，市民群体对农民工的包容心态，城市公办学校的容量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同城待遇”可以在这个城市很好地进行。

　　比较二者，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公平能不能普及，或者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能不能享受到“同城待遇”，必须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和成熟的环境。教育部门的满腔热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让人民感觉到另外一种不满，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会迈的沉重而艰难。人民虽然支持，却没有硬件数量与质量的保证，教育公平也只能是幻影。不成熟的政策观念，再加上公平激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同城待遇”泡沫的破灭。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美好的教育公平不必着急推行，而应该采取能力范围内的手段。比如吸纳农民工子女到民办学校就读，靠多种形式的教育手段分解他们的上学压力。教育公平如果不能长期效果体现出来，透支性地推行它们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