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路”也能走出“新境界”

　　借着下乡之机，到原先工作单位的扶贫挂钩村走了走，几年没来村里又有了不少的变化。村民说这还是得益于果园经营和山坡放养土鸡两个“支柱”。心想这两个项目也已有10来年了，怎么没别的新举措？村主任说有所不知。当初是在上面帮扶下，搞起了这两个事。但是，果园开出后，分到农户，多半信心不足，爱管不理的，没过两年便差不多荒废了。土鸡好了一段时间，遇上“禽流感”也泡汤了。那时县里乡里又大搞“来料加工、外出打工”。我们这地方偏，进来出去难。

　　在这么个情势下，村主任没得当了。他就外出打工去了。村里还是不景气，所以前些年村换届，大家又把他给“选”了回来。重操“主任”的他，还是死要搞那个种和养。不少人有意见。主任就说：“我这匹马不也吃回头草了么？”就这样“果”和“鸡”有了新起色。今年赶上“新农村”建设，上面来一看，觉得是个“生态村”的好模型，各种政策资金技术都来了，也正好全对接上。这下是有些红火了。

　　闻听此番曲折，深感农村建设发展实在不易。

　　新农村建设，当然是要建新家园、创新生活、树新风尚。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也是要发展新产业。但是，这产业怎么个“新”法，还是颇值得思考的。新农村建设以往也搞过多次，今天要大力搞的，是在“城乡统筹”的新背景下，走得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路子。所以农村以更加积极的姿势，盘活资源、资本、资产，吸引工业的投资，城市的辐射。“农家乐”也就应运而生，应时而火；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园区，焕发生机，趁势再兴。

　　然而，所有的“新”，都应该是建立在农村原有基础之上的“创新”，而不是横空出世似地“重新”。建设新农村并非意味着就是“大跃进”式地大办工业，新农村也不是“搬”新家。农业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有一个过程。能够另辟蹊径，改天换地当然再好不过的了，实际上也确实有的农村是这么“跨越式”突变的，尤其一些郊区农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得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建设新农村，更多的还是要借助于新条件——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在自己的老路上，有所突破，有所开拓创新。而不是重头来过。“种”和“养”是农业传统，是老路，建设新农村，不能（其实也不可能）予以抛弃，大家都去当农民工或办农家乐或办个工厂公司。而是要在传统上怎么现代化，使“种”“养”变得象“工厂公司”，企业化现代化。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路”不失为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途径。当我们看到有的偏僻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一轰而起地平整出一些山地为“工业区”，干部群众整天为着“办工业”而奔波招商引资而发愁，是否可以想想原来的那条“老路”。当穿上“新鞋”时，“老路”说不定就成了新路，“老路”可能正好就是新的“出路”。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工业还是农业；无论部门单位还是个人。在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走过不少的路，也开辟了很多新路。老路新路，有的走通了成功了，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那个“路”也就任由荒废，成了老而又老的“路”。然而在新一轮的创业中，确实也有不少人，抓住机遇，重操“旧业”重走“老路”，结果重放光芒。路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怎么走”。同样的一条路，以前走不通或者走得很艰难，时空换了又走成了；这个人走不了换个人却走得别有风光。所以不能只瞪着那个路的新老，还得多考虑“怎么个走法”。

　　浙江义乌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义乌始终走的是一条商路——这条路可以上溯到计划经济年代甚至更早。如果在他第一代小商品，完成了资本积累后，也象别的地方大搞工业开发的新路，这不是不可能，因为当时义乌也有着非常好的制造业基础与优势，当时小商品市场也面临着诸多竞争与不利。但是义乌没有，而是在老路上走出了新境界。再看别的发达了的城市农村，今天看他们走的路，感到非常的理所当然。其实历程中都有过新老路的“抉择”艰难。因此我们是否还应反思下，不少地方一任新领导就走一条新“路”；上面一个新政策新举措，下面马上着手找“新路子”；一遇到什么困难矛盾就说此路错了另开“新路”。似乎不“新路”就不足以主动贯彻，不“新路”就不足以自己的创新。如此“改弦易辙”是不是有些“习惯定势”的老套路呢？

　　当我们今天穿上、穿着“新鞋”的时候，不妨走走“老路”。“老路”是个不错的资源，那里不但凝聚了我们曾经的教训与醒悟以及不尽的心愿，而且还蕴藏了丰富的能量和生机。起码象重走长征路样的走走，也许就有了许多的新发现，比如四渡赤水之类的。何况柳岸花明，说不定就在这个“老路”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