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信奉的是“谁给钱多，就为谁办事”，被查处后，他才意识到———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会有好下场

　　杨枫，原任安徽省宣城市委常委、副书记（副厅级）。6月1日，巢湖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杨枫涉嫌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1994年到2005年间，杨枫非法收受或者索取48人126次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港币2000元、美元3000元和澳元1000元（本报《明镜周刊》6月8日将刊发杨枫涉嫌受贿案的长篇通讯，敬请读者关注）。

　　在案件的侦查阶段，杨枫曾给安徽省检察院写过一篇“悔过书”。本文是根据他的

　　我是一个有着20年党龄、30年工龄的党员领导干部，回想自己走过的路程，内心感到非常痛心。由于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放松了学习，没有把好思想关、权力关、行为关，以致现在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荣

　　我长期在政府和党委部门工作，前几年主要埋头抓经济，并且大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放松了学习，造成思想滑坡，意志不坚定，甚至糊涂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经济，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什么个人就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呢？在这个大背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认为，自己利用职权给他人办事，收点钱物是可行的，不收白不收。只要做得不出格、不过分就行了。

　　由于受这种思想的指导，在工作中，我一边在各种会议上说反腐的重要性、自觉性，一边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以“谁给钱多就为谁办事”为标准

　　因为分管经济工作，接触企业的机会也多，一些企业先后找我帮助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发展资金，帮助“跑省跑部”，我都会尽力帮助解决。在这个关键时候，由于我思想上滑了坡，没有把好权力关，开始重视起利益的等价交换，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做起了权钱交易的生意。

　　我在心里定下了一个“标准”：谁给我钱多，我就为谁办事；不给钱的，就拖着办。我侥幸地认为，这些钱又不是我索要的，而是企业主动送的，况且只有两个人知道，收就收吧，也算是企业应该付出的成本。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企业追求的是利益，他们认的是我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我个人。

　　以“不出问题”为底线

　　对于反腐倡廉工作，我大会小会都讲，但讲得多，做得少。心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一些腐败现象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不会危及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想，最终一步步走向了歪道。

　　虽然企业给钱时，起初我也是坚决不要，但后来终于经不住“推让”，只好收下。记得我第一次收受他人钱的时候，思想斗争很激烈，可以说又惊又喜。惊的是心里害怕一旦出事，自己的一生就完了；喜的是钱来得很容易。到了收第二次钱的时候，心想别人又不知道，收就收吧。此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钱也越收越多。我总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出问题就行了。

　　王怀忠、赵增军（安徽省宣城市原常务副市长，已判刑）被查处后，对我震动很大，我自己也曾暗下决心，今后任何企业送的钱都坚决不收，以前收的钱也要分期分批退回去。但因“私”字作怪，光说没有行动，到手的钱退回去难啊！

　　我用血的教训换来了今天的觉醒。我真诚地忠告各级领导，一定要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凡以权谋私者不会有好下场；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