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女工的生活逻辑

　　■记者手记

　　35岁的甘红英在出租屋里停止了呼吸。

　　5月30日晚11时59分，端午节的前一分钟。

　　两个半小时前，她跟姐姐冯玉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好累，给我钥匙，(我)去你那里休息一下。”

　　新海医院医生在病历上写着，“死亡原因：猝死”。

　　6月1日深夜，我在电脑敲上如上字眼，甘红英临死前4天的分分秒秒开始被浓缩在3500字的篇幅里。

　　女教师甘红英丰厚的内心要在笔下还原似乎很难，但女工甘红英的苦痛与挣扎、坚韧与隐忍，在几天的深入采访中已经填满我的心。鹭江制衣工人，和广州乃至珠三角那些行走在城市边缘、活跃于城中村间、挣扎在血汗工厂里的外来打工者，都遵从着同一条带血的定律：为了“活着”而活着。

　　女教师甘红英第一次离开西部乡村，来到繁华的大都市，随身一张薄薄的教师资格证。和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打工妹相比，甘红英少了年轻时的旺盛精力，多了儿女家庭的负累。但鹭江一带的老板们都说：“30多岁的已婚女人能干活。”他们解释，虽然体力不行，但是能忍、能扛，只要有钱赚，再苦(她们)也顶得住。

　　丈夫说，甘红英的逻辑很简单，想赚钱，开幼儿园，圆自己的梦；再就是为一双聪明的儿女积下去大城市读书的本钱。执拗的甘红英遵从着简单的逻辑，当学校的教职需要等待时，急不可待的由姐姐介绍进厂打工。加班、劳累、感冒、坚持……直至死亡。

　　甘红英事件的前不久，我还曾记录下另一个湖南打工妹夏月娥的命运。为了负担父母和年幼儿女的花销，年仅24岁的夏月娥8年来奔波于石井的各个鞋厂，“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一晚，连续加班和宿舍周围嘈杂的环境成为令夏月娥作呕的梦魇，“想起家里的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住在2楼的夏月娥选择了厂里最高的3楼厂房。一跃之后，竟成终生残疾。

　　更远，我曾经采访过广西横县广龙村的村民们。为了孩子们来年的书费，在黑心矿主的蒙蔽下，村民们无劳保防护袒露在飞扬的矿尘中。2005年初，还有数十位三期尘肺的农民在死亡边缘挣扎，在今年春节，我得到消息，不少人已经作古，更年轻的病人被发现，千余人的村子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

　　也许是因为甘红英过往的教师身份，当她从手执粉笔转到开挡车，希望竟成了死亡，意外间改变的人生轨迹，把一家带到了人生的谷底。

　　出入广州的城中村，看惯悲剧，我已经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报丧鸟；见惯了每次事故背后老板瞒藏或者狡辩的嘴脸，我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去抨击用工制度或黑心老板的盘剥。工厂老板一句“好多工人都想来”道破了谜底，生意好、有活做，在打工者的眼里，再苦再累，有钱赚，都值得。

　　我越来越深的体悟，生活有着自己颠扑不破的逻辑，在现在，城市底层的人们也许必须用自己身体与性命去交换下一代的生活与希望，在他们的生活逻辑里，就是为“活着”而活着。就好像，多数的小老板数年前也就是为了活着而奔波一样。

　　《女工猝死》的反响，完全在我的想象之中。甘红英被各门户网站反复打包在华为工程师胡新宇过劳死作背景的新闻专题里。还有媒体同行因为女工“过劳死”话题采访了我，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我说——“华为的那个新闻为你做了预热。”

　　诚如有评论说，华为工程师把IT、华为白领、过劳死等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要素连接起来，可是甘红英呢，她的死是否只能串连起外来工、城中村、流水线这样的字眼？分布在广大城中村里的打工者，没有发言权只有沉默。只有我走进鹭江外来打工者聚居的一个个宿舍，一双双含泪的眼睛才给我莫大的冲击：“甘红英死了，我们怎么办？”

　　不奢求甘红英的报道阻遏下一个甘红英的到来，因为故事的主人公们面对生活的法则永远处于弱势，只能保持缄默。把我看到的眼泪陈列到这里，如果看不了更远，就当照照他们自己的生活逻辑。本报记者周炯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