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也会成控制手段 网络审判团：受控还是失控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人们很容易把长期以来或在特定事件中激发的愤怒，迁怒于一个具体的被告

　　采访时，郑辰(化名)的爸爸一再追问“这件事怎么就闹得这么大？”

　　对网友而言，“铜须门”是个热点话题；对网站而言，“铜须门”是上百万的点击率；但是对这位心急如焚的父亲而言，“铜须门”关系到儿子实实在在的前程。

　　面对这个父亲，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郑辰真是被冤枉了，谁来为他被侮辱被损害的事实负责？如果他没被冤枉，网络上的道德谴责要不要考虑限度？

　　失控的网络审判团

　　采访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孙志刚案”，因为“孙志刚案”以及其他一系列民间维权行动，2003年被称为“网络民权年”。可以说，话题在网络上得以深化，形成公共意见，甚至影响到事件的处理，“孙志刚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转折之初，北京大学法学家朱苏力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激烈的道德话语、宪政话语、抽象原则能否替代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此后的“朱甘之争”中，朱苏力终于亲身领教了道德话语的厉害——宏大话语的道德优势，不容他有还击的余地。

　　记者找到了当年的网络民意领袖，王怡、萧瀚、杨支柱，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网络讨论的倦意，甚至表示，“我最近不怎么上网了”。也许，他们正用行动回答关闭“思维的碎片”论坛时所提出的问题：“理性交流的公共空间在网络时代该如何可能？”

　　王怡将民意的非理性归结为以下两个原因：

　　民愤的非理性，可能出自一种移情作用。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人们很容易把长期以来或在特定事件中激发的愤怒，迁怒于一个具体的被告。被告成为“替罪羊”。这时对他的审判就成了一种仪式，对他的惩罚也成了一种公开的献祭。

　　民意的非理性，还因为某些时候人的意志和欲望可能受制于主流的意见，随波逐流。如麦迪逊所说，“在雅典的6000人公民大会上，即使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

　　著名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则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提出“群体极化”的理论，来解释网络中的仇恨。

　　通俗地说，互联网论坛区的跟帖，有点类似于非法传销培训时的狭小空间，在一个空间内长时间传达一种单一的信息，就会让在这个空间的人得到感染，会有超强的同化效果。所以大家最后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要么都感动，要么都愤怒。

　　当网络的非理性不再仅仅表现为口舌之利，而是行动起来曝光别人邮箱时；当网上的谩骂也不解气、发展为对 “铜须”的父母进行侮辱时，这个一向失控的“审判团”便不仅仅是虚拟的，而且是现实的了。

　　湖南师范大学网络伦理研究中心教授李伦，称之为“公权利的私化”，和古代的私刑没有本质区别。

　　受控的网络审判团

　　“表达正义感本身是正确的”，同时李伦也提醒公众——警惕道德热情在网络里被利用，警惕某些机构和组织，借网民的热情达到商业炒做的目的，警惕道德谴责被工具化，成为网络上吸引眼球的工具。

　　随着有关“芙蓉姐姐”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芙蓉姐姐”背后的神秘工作室开始浮现。在新浪专为“芙蓉姐姐”开辟的“新新偶像”论坛内，一名自称来自“关瑞工作室”的网友爆出“猛料”称，在整个炒作过程中，他们除了雇佣文案高手炮制“芙蓉姐姐”的文字作品外，每天还有超过100人的兼职“枪手”从不同IP地址发帖哄抬人气。

　　按此说法，“芙蓉姐姐”已经成了“注意力营销”“网络营销”的经典案例。在《南方日报》刊发的《网络营销分析：天涯为什么这么火？》一文中，也把“陈易事件”当作天涯网造星运动中的最辉煌的一幕。

　　为此，记者采访了天涯的网络编辑“湿-地”，他否认了对“陈易事件”的策划，但是承认，的确有天涯的专职工作人员在网络上和“八分斋”针锋相对。

　　“湿-地”还向记者介绍了天涯“置顶”的4条原则：“一是文字质量高，二是话题应时，三是吸引眼球，四是引发争议。”这也正是“天涯”最近隆重介绍“二月丫头”的原因，不是因为她的帖子点击率高，而是因为她用胸部写作，写她的胸。显然，她所能引发的争议和可观赏性，都将给天涯带来可观的点击率。

　　另外，有“守望者”公会的成员也投诉猫扑网，“寒先生发帖当天，我为‘铜须’辩护的帖子，虽然没有任何污言秽语，却被网管删除了。”而揭露隐私的帖子一直到郑辰网络澄清的那一天，才开始删除。

　　“自由也会成为控制的手段，公众应该警惕道德谴责特有的蒙蔽性”。李伦教授认为，道德话题，正因为它很容易吸引人们朴素的热情，所以人们在讨论中也往往不会觉察出自己被利用了，正是这一点最容易使道德谴责被工具化。

　　“愚弄人们最朴素感情的，一旦被发现了，人们的气愤也是最大的。”李伦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