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元+500斤粮食”死难赔偿也是善意？

　　“5000元+500斤粮食”，摆出这组数字时，有些人可能以为接下来呈现在面前的将会是一道有些奇怪的单位混乱的数学题。然而，这并不是一道思维出现错乱的数学运算，它代表的是对贵州省威宁县“5·2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难者的赔偿金。

　　据6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今年5月2日这一吞噬了14名矿工生命的特大矿难发生后，遇难者家属在“要么接受赔偿，要么对死者尸体进行火化”的言语以及拳脚威胁中

　　对此，毕节地区的领导称是因为其不符合国家的赔偿标准，一是这次矿难发生在“六证”全无的非法矿井，二是通过责任认定，对这种非法采煤窝点，政府不该承担赔偿责任。本来这样的解释已经能够应付来自于人们的疑问，然而，在记者的追问中，毕节地区行政公署的一位领导说出了低赔偿的另一个隐情——对于当地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20万的赔偿款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而这所谓意想不到的事故，用在现场的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的话说就是：担心矿工为了这20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对此，张成富拍案而起称：“我在这里拍40万，有谁愿意死！”

　　20万元与“5000元+500斤粮食”，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用不着笔者赘述。而在当地政府给予遇难矿工家属如此低额赔偿的解释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一防备引发“意想不到的事故”的动机，则着实让人震惊与悲哀。支撑产生这种动机的逻辑在于：一边是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元的普通民众，一边是矿难赔偿达20万的结果，两者之间的鲜明差别无疑会引起普通民众为获得之于他们足可以称“巨额”的赔偿金不惜铤而走险，去以自己生命去换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幸福。因此，从防范这一现象出现的角度考虑，政府支付低额赔偿金也就是情非得已，甚至可以说体现出了某种体恤民众生命的善意。

　　然而，笔者以为这样的逻辑其实是一种让人极为愤怒并且极端不负责任的推理，它错误地认为普通百姓已经把对于对金钱的追逐放置在了高于他们生命的高度来看待，以致于能够为了金钱不惜以生命去换取，视钱如命。其实，笔者以为，对于纯朴、善良的老百姓们而言，在矿难高发的态势下，冒着一定风险去煤窑做矿工，以获得相对于其他工种更高一些的工资，是建立在对改变现实贫困生活、创造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上的；是建立在家庭和睦、平安的祈愿之上的；也是一种生活所迫之下的无奈。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断然不会生出为获赔偿甘愿赴死的决心。而且，即便这些矿工的文化知识不高，但笔者相信他们一定也懂得生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简单道理。将支付低额赔偿的一个原因归结为防备“意想不到的事故”之上，实际上是对这些民众们的一种侮辱。

　　而与一部分官员在为之所以支付死难矿工家属低额赔偿找出巧妙理由相映成趣的是涉案矿主蔡国燕居然是一名一年前就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逃的嫌疑犯，他所举办的矿井也是一座“六证”全无的黑矿，而能够支撑他依然逍遥法外的后台则是立于他背后的官方保护伞。

　　因而，面对这座非法的黑矿，面对黑心矿主背后的保护伞，作为政府部门，无论如何都不应推托这其中监管失职、管理不当的责任；而在矿主账户为零，追究民事责任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也不能回避主动补偿矿工家属的职责。而如果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还要找出民众有可能会为高额赔偿“主动送死”的理由加以搪塞，则只能让人感觉出政府对自身责任的懈怠与对民众疾苦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