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投入到效率提高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这个规划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是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在这之前，政府所做出的规划都叫做计划。它是一个沿袭了几十年、从苏联学来的用一个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的计划。而2006年到2010年，这期间中国政府宣布要采用新的方式了。从计划到规划，虽然只有一个汉字的变化，但它意味

　　第二个特点就是增长方式要改变，从粗放的增长即用资源的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向用效率提高支持的增长。

　　规划第三个特点，是突出了用改革来促发展。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1953年开始的那个五年计划，想要沿着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工业化道路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投资和资源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支撑经济增长。苏联式的这种粗放增长道路，造成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1996年至2000年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但没能收到明显效果。原因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原来的工业化道路有很多遗产仍然保留着，所以常常会自发地回到旧道路上去。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第二是以ＧＤＰ的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第三是财税体制，我们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从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来的，财政收入和产值的高低挂钩；第四就是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各种生产要素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由行政定价，把它压得很低，包括工资、贷款、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压得很低。

　　2001年到2005年这个五年，各个地方都争相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来提高自己的增长速度，很快就发生了新一轮过热。这个过热也是由于旧的增长方式强化所造成的。其表现就是，不能够根据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自己的资源。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力资源丰富，而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方面是紧缺的，生态环境是很脆弱的。可是却用大量的资源和资金集中力量去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结果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紧张。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并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破坏了生态环境，抑制了服务业发展，也造成了就业更加困难，并引发了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在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投资效率日趋下降，过量投资由银行信贷支撑，这样使得银行系统潜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

　　而一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已经转向了现代经济增长，转向了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它们实现这种转变所依靠的途径，一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二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三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里，用信息化改造了整个国民经济，提高了整体效率。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有四个：一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加制造业产品的知识含量，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四是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同时，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能不能够实现这种转变，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建立起实现这种转变的经济体制。归根结底，关键又在改革。

　　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了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但在过去的体制下，行政化的、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对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有很大损害。所以，要实现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好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转变职能变得非常重要。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要去管理政府应该管的、现在还没有管好的事情。比如说提供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和实现公正执法。有了好的制度环境，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就一定能够实现。④2

　　（本文系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有删节）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