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羊”危害猛于自然灾害

　　图/本报记者 陈安

　　一场影响了2亿人口的沙尘暴，把沙尘暴的肆虐再度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今年4月发生的那场沙尘暴，横扫新疆、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等10个省市，影响了我国北部地区约161万平方公里土地。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国的沙尘暴如此猖獗？牧民的过垦过牧，草地的不堪重负，这一切表象背后究竟有何深层原因？

　　6月1日，本报和华风影视集团联合派出追沙小组，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浑善达克沙地一带进行了追沙之行，发现一些地方人逼沙退，草场退化的严峻状况让人们触目惊心（本报6月5日A2要闻版有报道）。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张凌云和孙炳彦，以锡林郭勒盟草原和浑善达克沙地进行的调查为基础，形成了一份关于沙尘暴成因的政策体制根源分析报告《沙尘暴成因背后的原因——政策与体制分析》。胡涛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许多地方评选劳模、人大代表，要看是否养畜大户

　　记者：不少当地人也认为，过垦过牧导致草场退化，进而引发沙尘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垦过牧?

　　胡涛：长期以来，我们的农业政策核心目标就是实现自给自足，这是导致过垦过牧的根本原因。不但是种植业，就连畜牧业，养殖业都要求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畜产品。在锡盟，这就具体体现为耕更多的地，养更多的牲口，由此而导致了过垦、乱垦、过牧。

　　记者：那您认为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是导致沙尘暴形成最主要的政策原因？

　　胡涛：对，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目标与环境政策目标的不协调是最主要的问题。此外，在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也更加剧了这个矛盾，使得沙尘暴问题越演越烈。比如，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资源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了在草场资源和水资源管理上的低效，生态建设投资管理体制的不当也导致了林草植被建设缓慢，使得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总体来说，政策与体制问题，才是沙尘暴成因背后的根源所在。

　　记者：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选人大代表，评劳动模范都要是养畜大户？

　　胡涛：从建国后开始，牲畜头数作为唯一的计划指标和统计指标一直引导着政府大力发展牲畜头数。改革开放以后，保留了以牲畜头数作为唯一的计划指标和统计指标。以至于一些上级领导对于基层干部的考核，仍旧不看牧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多少，而看牧民的牲畜翻了几番。

　　以牲畜头数纳税的方式软化了限制过牧的法律效力

　　记者：法律对超载过牧有没有规定？

　　胡涛：当然有，在我国制定的《草原法》中就明确提出以草定畜，不准过牧。但以牲畜头数纳税的方式软化了法律效力，地方政府为了考虑牧业税的税收，没有下大力气制定与生态适应指数相适应的控制牲畜数量的地方性法规。

　　本报记者：草场承包到户后，牲畜的头数有没有减少，草地会不会因为成为各家“地头”而得到“善待”？

　　胡涛：从1985年开始，锡盟开始实行牲畜作价归户、草牧场家庭承包的“畜草双承包”制度，实行草牧场承包后，一段时间内，在草牧场相对狭小、沙化严重的白旗、蓝旗、太旗牲畜数量确实下降了。但是，草场承包落实得太晚了，不彻底的产权变革使牲畜很快又增加了。

　　多数牧民认为牲口多了就富有，以至不愿把羊卖掉

　　记者：为什么在草场承包到户后还会出现对草场的破坏和掠夺？

　　胡涛：据我们的调查，一直到1997年至1999年间，牧区的草场才基本上承包到户。此前，草场是公共资源，“不吃白不吃”，“大户占小户的草场”、 “富户占穷户的草场”，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的短期性经营行为都出现了，有文化的、胆子大的牧民很快就富了起来，草原却受到了掠夺和破坏。

　　记者：据说当地人有饲养“长寿羊”的风俗，这是否会加剧对草原的危害？

　　胡涛：饲养“长寿羊”对牧民来说得不偿失，这种长寿牲畜对草原畜牧业的危害比自然灾害还要厉害。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缺乏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头脑，他们对牲口太有感情了，绝大多数牧民认为牲口多了就是富有，非常珍惜他们的牲口，以至于不愿意把自家的羊卖掉。饲养“长寿羊”的习俗导致了出栏的肉羊中大多数是成年羯羊和淘汰母羊，过一个冬春，一只羯羊“瘦”了10公斤，这是相当于75公斤优质青干草所换来的热量。

　　记者：养“长寿羊”牧民们赚钱吗？

　　胡涛：非但不赚，甚至赔钱。我们计算过，9月羔羊出栏每只净赚140元，6岁羯成羊出栏每只净赔527元，这就是目前牧民有羊没钱的主要原因。

　　记者：既然卖“长寿羊”赔钱，牧民们怎么养得起？

　　胡涛：因为“长寿羊”消耗最多的是草，天然草是国家的，是公共性资源，没有进行有偿使用，现在锡盟每亩只收取0.1元是草地费，这实际上只是草地的管理费，并不是天然草的价钱。

　　思想僵化的牧民在大市场面前无所适从，他们卖活畜的多，转化加工的少；本地销售的多，跨区域销售的少，产品内在优点难以体现。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拼资源、拼草场。

　　记者：那么，您认为解决沙尘暴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于从源头上减少对草地资源、水资源的压力

　　胡涛：解决政策和体制根源问题是长效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协调好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处理好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关系。实施可持续贸易战略，从源头上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我们应该实施可持续贸易战略，从源头上减少对草地资源、水资源的压力。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粮食进口比例。粮食进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其实粮食进口是直接进口粮食，间接进口生态环境，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协调好粮食的国内生产与进口的关系。

　　记者：在解决牧民的增收问题上，您怎么看呢？

　　胡涛：种粮、放养牲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增收问题，相对于生产其他农副产品，种粮是利益最低的行业。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在国际上我们并不具有土地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向养殖业、园艺业的转移是市场经济驱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是20多年来中国扶贫的重要经验之一。

　　科学家提出“热力洼地”理论

　　沙尘暴另有“元凶”

　　沙漠并不一定是沙尘的发源地，有部分沙尘是湖底沉积物

　　本报讯 （记者周祚 通讯员李洁尉）目前我国对沙尘来源的认识有误区？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学匡耀求研究员日前在广州举行的研讨会上提出自己研究多年的新发现，他认为“热力洼地”是导致沙尘暴发生的重要因素，并不是有风有沙就会形成沙尘暴，前段时间席卷华北的沙尘暴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沙漠，而是来自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的干涸的居延海区域。

　　沙漠并不一定是沙尘的发源地，有部分沙尘是湖底沉积物

　　匡耀求认为，目前我国对沙尘来源的认识有误区，普遍认为有风和沙就会形成沙尘天气，沙尘来源于沙漠，“这种认识不全面。经研究发现，沙漠并不一定是沙尘的发源地，每年的季风所到之处并不一定会扬起沙尘。”

　　匡耀求提出的“热力洼地”理论认为，“热力洼地”才是沙尘扬起的真正源头，影响华北地区的沙尘暴的最大源头应是毗邻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今年4月17日降落在北京的黄土有相当一部分是居延海湖底的沉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