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一名考生都“裸考”

　　昨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了。据据新华社消息，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为530万人，参加高考的考生共有950万人。由于就业问题愈来愈厉害，有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对高校连年扩招的势头踩一脚“刹车”，给日渐庞大的高校“瘦身”。在笔者看来，高校该“瘦身”，高考也该“减负”了。因为，现行的种种招考举措，使高考承载了太多不应由它承载的社会职能。

　　首先，高考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维护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公平是高考制度近年来备受争议的问题。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高考应该是公平的，问题是，公众期待什么样的公平？高考又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公平？目前的现实是，国家在不同地域实行不同的录取分数线制度。这样做的初衷是维护地区间平衡，使教育水平低的地区的孩子也能按一定比例进入一流大学学习。

　　我以为政策制定者是希望这些孩子毕业后能够回到原地区，反哺家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可事实上，从落后地区考入大都市就学的孩子很少有回家乡工作的。

　　这就是说，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意愿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其副作用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因为这种维护整体社会公平的政策是以损害具体考生的个体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同样的高考分数，在教育水平高、竞争激烈、录取分数线畸高的省区只能进入二流大学，甚至无法进入大学学习，而在教育水平低、录取分数线也低的省区却可以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这种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它伤害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为数众多的具体个体。这种不公平不但广泛存在着，而且滋生出新的不公平，比如高考移民问题。受过优质高中教育的学生，在临近高考时转入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对于原来于此就学的学生来说，优势是明显的，不公平也是明显的。

　　其次，高考制度改革，意图使高考成为甄别考生品行的道德过滤器。某些高校在招生改革中把学生在校期间的操行评定作为招录与否的一种标准。其意图也许是以此来激励学生在校期间加强修养，好好表现。

　　值得质疑的是，不论中学还是大学，完善学生的道德品行都是它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一个学生因为操行评定不佳而被大学淘汰，那么他所就读的中学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而大学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它是否选择某一个学生的首要标准，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学生是否适合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就算学生的品行有欠缺，也可以在大学期间不断完善，因为大学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最不应该的是，大学选择了那些德行优良的学生，而把德行不好的学生推向社会，这实在有辱大学的本分。

　　高考承担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种社会职能，就是成为社会抚恤的一种手段。日前，《中国青年报》在一篇名为《“裸考”：今年高考新增名词》的报道中，讲述了一个高考毕业生的苦恼。因为按照国家有关的加分规定，他没有一项够格，只能靠自己的实力，所以自嘲为“裸考”。在各种加分规定中，有一条就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可以获得加20分的优待。为人民流血牺牲的烈士是值得敬佩的，整个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他们的遗属、遗孤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保障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通过为考生加分的手段来帮助他们的遗属、遗孤，我以为这不是一种合适的手段，也不符合公平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利益，而且受到伤害的学生占考生的大多数。国家虽然有义务为烈士的遗属、遗孤提供生活保障，却没有权力以损害其他人的合法利益为代价。

　　要给高考“减负”，就需要解除附于其上的种种不适当的社会职能。其实高考只是由高中到大学的过渡环节，是一种让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走进大学的选拔程序。

　　让全国的考生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受到同样的对待，应该是高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句话：让每一名考生都能“裸考”。